佛教传入中国，经过僧侣们的翻译、解读、论述，逐渐形成中国化的术语体系，以及一些中国化的佛教组织形式、生活方式和法事仪轨。与之同时，佛教也日渐深入中国人的生活，影响于书法、绘画、文学、雕塑等艺术领域。自两晋以来至南北朝，长江流域的南朝最重要的佛教艺术是士人佛画和雕塑，代表画家和雕塑家，有曹不兴，戴逵父子，顾恺之和张僧繇等人。通过他们的作品，南方佛画逐渐从单纯模仿印度佛教原作，过渡到有中国风格的中国化阶段。而且这些画家都是士大夫阶层，他们画佛画或者亲手做佛教雕塑这些匠人的工作，却没有受到岐视，而是被视为很了不起很高雅的事情，体现了这一阶段南方名士佛教的特色，也说明佛教已被中国文化的核心层次被接受。只是时代久远，当时的作品几乎都看不到了。
一、 曹不兴
曹不兴，生卒年不详，三国时吴兴（今浙江湖州）人。他原本以善于画龙知名。如果说康僧会江南佛教之始，那么曹不兴就是江南佛画之始。因为康僧会初到建业，“设像行道”之时，曹不兴就按照康僧会携来的佛像样本，开始画佛画，而且他画的佛画因为是按照康僧会携来的梵画来画的，被当作学习的标准范本，广泛流传开来：“见西国佛画仪范写之，故天下盛传曹也”（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一引蜀僧仁显《广画新集》）曹不兴因而被称为“佛画之祖”。
二、 戴逵父子
戴逵(约325-396)，字安道，东晋谯郡铚县(今安徽宿县)人，晚年居于会稽。他工书善画，还能制作雕像，被赞为“词美书精，器度巧绝”，“善图圣贤，百工所范”。佛教题材是他的作品的重要部分。传说他十余岁就在瓦棺寺画佛画，王长史见到了就说，这个孩子不仅能画，而且能因此成名呢：“此童非徒能画，亦终当致名。”
戴逵所画的佛画，今天已经很难找到了。据记载他画过《五天罗汉图》，是后世画《罗汉图》之创始。书画家米芾在《画史》中还记载他收藏有一幅戴逵画的男版的没有胡髭的《观音像》（“天男相，无髭，皆贴金”）。
除了绘画，戴逵还善造佛像。他曾经为会稽的灵宝寺雕造一丈六尺高的无量寿佛木像和菩萨像。佛像造好以后，戴逵并不满意，他觉得造像遵循传统的制法，比较朴拙，足以令人尊敬，但不足以打动人心。于是他悄悄藏身于佛像后的帷账中，听来观看的观众们议论，听到的无论是表扬还是批评，他都仔细研究，思考了三年，加以修改，才完成了刻像。（《历代名画记》卷五曰：“逵以古制朴拙，至于开敬，不足动心，乃潜坐帷中，密听众论，所听褒贬，辄加详研，积思三年，刻像乃成。”）
戴逵的这些造像果然大受欢迎，而且它们的意义在于，不象曹不兴完全模仿印度原样画佛像，戴逵是在印度佛教传来的佛像传统形制的基础上，吸取了中国人的审美意见雕造而成的，创造了中国化的佛教造像形式。他的造像在艺术上达到的很高的水准，开了中国佛教造像的新时代，以至唐代的道宣大师在《法苑珠林》里说，自从佛陀涅槃，一千多年来，西方佛像样式流传中国，虽然能工巧匠精心制造，但都不能做得特别好，直到戴逵出现，才达到绝妙，“其和墨、点采、刻形、镂法，虽周人尽策之微，宋人象楮之妙，不能逾也”。戴逵又为南京瓦棺寺作了五躯佛像，也非常精妙，这些佛像和顾恺之的《维摩诘像》及狮子国（锡兰岛）的玉像，共称“瓦棺寺三绝”。
戴逵的另一个贡献，是创造了夹纻漆像的工艺。这种工艺就是先制成泥胎或木胎，再在外面包上一层层的纻麻布，然后在麻布上一层层的刷漆，等油漆干透了，把里面的泥胎或木胎去掉，就形成里面空心外面是纻麻壳的漆像。夹纻漆像工艺制成的佛像，重量非常轻，宜于保存和搬运，造价却比用大块的木、石或金属来制造便宜很多。戴逵发明这种夹纻漆像的技术后，因为这些优点，就迅速流传开来。唐代鉴真大师东渡日本以后，还把这一技术传到了日本。鉴真大师的弟子以夹纻法所制的鉴真像现在成了日本的国宝。
戴逵的儿子戴勃、戴颙亦工画塑。张彦远称赞戴氏父子的佛画，“范金赋采，动有楷模”，有自己的风格和模式。《宋书》里记载了戴颙的故事说，当时有人铸了丈六铜像，但总觉得脸太瘦了，怎么都改不好，去问戴颙，戴颙说，不是脸瘦，是肩膀太肥了：“非面瘦，乃臂胛肥耳。”工人修改了臂胛，脸就不觉得瘦了，大家都非常佩服戴颙。
三、顾恺之
顾恺之（约344年-405年），字长康，小字虎头，晋陵无锡人，是东晋著名的画家。他很有才气，也很有个性，行为不同寻常，时有“画绝、才绝、痴绝”之称。他画人画得最好，姚最《续画品》评顾恺之说他的画美：“如负日月，似得神明。”《历代名画记》卷五也引张怀瓘语称赞他画的人最为神似：“神妙无方，以顾为最。”顾恺之现在传世的画迹，尚存的有《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宋人摹本）、《列女仁智图》（宋人摹本）等。他的笔迹周密，紧劲连绵，好象春蚕吐丝，号为“密体”，对后代的中国绘画影响很大。
在佛画方面，顾恺之也有闻名于世的作品，可惜现在都看不到了。他曾经在瓦棺寺的墙壁上画了一幅《维摩诘像》，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评介说：“顾生首创维摩诘像，有清羸示病之容，隐几忘言之状。”意思是说，顾恺之首创的维摩诘像，是一个很有江南名士特点的形象，清瘦象生病了一样，靠着几案恍然若思，沉静不语。
关于这幅《维摩诘像》还有一个传说。据说最初是瓦棺寺向朝中官员募集资金，士大夫们没有人捐款超过十万的。待到顾恺之来，直接就写了一个一百万。顾恺之一向家贫，大家都以为他吹牛。后来瓦棺寺的僧众请顾恺之对现他的承诺，顾恺之就说，你们给我准备一堵墙壁吧。然后他关起门，在里面画了一个多月，画好了《维摩诘像》，画完将要给像点睛的时候，他对寺僧说，“第一天来看的观众请他们每人施舍十万，第二天的五万，第三天来看的请他们随意布施就可以了。”等到画完开门，画像的光照耀了整个寺院，来看的人很多，把路都拥堵了，很快寺院就得到了一百万钱。
（顾恺之《洛神赋图卷》
四、 张僧繇
张僧繇（生卒年岁不详），南朝梁时吴（今江苏苏州）人。梁武帝年间，曾经为武陵王国侍郎，直秘阁知画事，历任右军将军、吴兴太守。他很善画，据说梁武帝因为诸子不在身边，非常思念，于是就让张僧繇给诸王子画像。张僧繇画得非常像，使梁武帝感到“对之如面”，就好象在见到在面前一样。
张僧繇画得这么像，有人推测他是使用了西方天竺传来的具有透视、光影因素而有立体感的新绘画方法。有记载说，武帝天监（502-519）年间，张僧繇为建康（今江苏南京）一乘寺画了寺门，就用了“天竺遗法”，在寺门“遍画凹凸花”，也就是画了很多有立体感的花纹，这些花纹用红色和青绿色画成，远远看去好象凹凸不平，令人看着眼晕，但走近了看却是平的，“远望眼晕如凹凸，就视即平”。一乘寺也被大家称为“凹凸寺”。
张僧繇一生，主要是佛教绘画为主，包括为寺院画各种装饰图案画，“善画塔庙，超越群工”，以及以佛教为题材的佛画。在天保初年，他曾经在江陵天皇寺柏堂画卢舍那佛像以及孔子等十位哲人像，到北周武帝灭佛时，这尊卢舍那像因为旁边有孔子像而得以保存。
张僧繇学习天竺的立体画法，为中国画开创了新的创作道路，南北朝后期及至隋唐，学习张僧繇画法的画家很多，张僧繇与顾恺之、陆探微和吴道子因而并称为“画家四祖”，张僧繇的画风也被人称为“张家样”。可惜与这一时代的其他画家一样，他的画作留存的非常少，有画迹《行道天王图》、《醉僧图》等，都已不存，现只有一张《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卷》的唐代临本，存于日本。
（张僧繇《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卷》）
五、 陆探微
陆探微（生卒年岁不详），吴（今江苏苏州）人，大约活动于南朝宋文帝至明帝（424-472）时。他是顾恺之的弟子，受顾恺之的影响很大，将顾恺之开创的，以《维摩诘像》为代表的，具有江南名士型审美风格的，清癯秀朗式的佛教人物继续发展成个人风格，张彦远称赞他的人物“秀骨清像，似觉生动，令人懔懔若对神明”（《历代名画记》）。他还将书法中草书的用笔方式用于绘画，“笔迹劲利，如锥刀矣”，而且一笔而成，气脉相通，连绵不断，被称为“一笔画”。他的代表作有《维摩图》、甘露寺壁画《菩萨》等，可惜现在也看不到了。
除了以上著名佛教画家以外，这一时期南方的士人的佛画作品还有许多，有壁画也有个人作品，例如东晋有史道硕所作的《梵僧图》，南朝宋有陆绥所作《立释迦像》，顾宝光所作的《天竺僧像》，谢灵运在甘露寺天王堂外所作《菩萨》壁画六幅，袁倩所作的《维摩诘变》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维摩诘居士像及维摩经变，成为士人佛画的重要题材，张墨、顾恺之、陆探微、袁倩、张僧繇等人均曾创作过维摩诘像或维摩诘变相图等。维摩吉主题的盛行，代表了居士佛教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和风行。而这些维摩吉居士像，又都是按照江南名士的品格性行来塑造的，其实正是这些士人画家的自我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