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蜀之国
西域沙漠之路是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大夏，凿空三万里，备尝艰辛方始打通。然而张骞在大夏，却见到了出产于四川的特产蜀布和邛竹杖。这些商品是商人从四川运至印度（古称身毒），再从印度运到大夏的。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及元狩元年（公元前１２２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这就意味着，在此之前，就存在着从四川直接通往印度而无需经过西域的西南商路。
商路就需要有商品。发达的中原文明支持了以长安为起点的西域丝绸之路。以成都为起点的西南丝绸之路，也是得力于相对独立而灿烂的古巴蜀文明，再经秦汉以来长期经营而形成的物产丰富经济繁荣的“天府之国”——四川。
巴蜀地区的人类文明的产生，并不比中原晚，第一代蜀王蚕丛氏为王的年代，据考证早在商之前的夏代。著名的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文物，则属于距今约3000年殷末周初时代，有证据表明可能是继蚕丛之后的鱼凫王朝所遗。其中的青铜器物之精美，不逊于同时代中原水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因为交通条件的限制，古蜀文明相对独立的发展而独具特色，正如李白的诗歌《蜀道难》又说，“蚕丛与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干岁，始与秦塞通人烟”。但他们与中原文明仍然很早就有密切的联系。传说黄帝的妻子缧祖就是蜀山氏之女。他们的后代昌意又继续娶于蜀山氏，成为颛顼的祖先。大禹的妻子涂山氏也来自巴蜀地区，《华阳国志·巴志》云：“禹娶于涂山……今江州(即今重庆)徐山是也。”在上古典籍《禹贡》中巴蜀地区被称作梁州，即所谓“华阳黑水惟梁州”。
巴蜀地区有肥沃的四川平原，有丰富的矿藏和物产资源，加上古蜀先民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灿烂的古蜀文明。传说古蜀王蚕从教民蚕桑，杜宇教民务农，杜宇还派臣下兴修水利。《全汉文》又引《蜀王本纪》说：“(杜宇)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处。”《华阳国志，蜀志》中说:“会有水灾，（杜宇）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就是说古蜀王杜宇及其宰相开明已经率民众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致力发展交通，兴修水利（特别是李冰修都江堰），还大量移民，中原文明得以以更积极的姿态介入巴蜀文明，使巴蜀经济文化又有了一个更大的飞越，成为了天府之国。到汉代的时候，已是“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银之利，浮水转漕之便。”
在这些物产中，最具有地域物色又适宜长途贸易的莫过于丝绸与蜀布。作为中华文明物质文化代表丝绸文化，其实亦起源于蜀。蜀字的本意就是野蚕，汉代许慎《说文解字·蜀》云：“蜀，葵中蚕也。”其甲骨文形状象形的就是“桑中蚕”或“葵中蚕”之状。古蜀国的先王就叫蚕丛，传说是他开始教人民养蚕，而且相传蚕丛氏时代，蜀地已有最初的集市即“蚕市”。丝织业自此在蜀地世代相传日益兴盛，到汉代蜀锦已名满天下，成都成为织锦中心，设置了专门的锦官管理，锦江也因此得名。除了丝绸，张骞在大夏所见麻织的蜀布也是古蜀的重要产品，因细腻柔软可收筒中而被称作“黄润”或“筒布”，扬雄《蜀都赋》里说：“筒中黄润，一端数金。”
从古蜀国到秦汉时期，巴蜀强大的经济基础促发了对外交流的需求。中国西南大山阻隔，但山谷河谷地带，也仍存在可通行的民族走廊。因此虽然张骞到达大夏后，中国西南丝绸之路才终于与北丝绸之路相遇而为人所知，但其实这条孤独沉静的路线至少已默默运行了二百年余年。也就是说，蜀身毒道至迟在公元前四世纪就存在了。例证之一，就是印度把中国叫做支那。法国学者伯希和认为支那这个字来自中国的“秦”字。而印度最早记载“支那”这一名称的典籍，是孔雀王朝初期考底利耶写的《政事论》，书中说“丝及丝衣产于支那国”。《政事论》约作于公元前4世纪。这正好与秦统治蜀地的时间相一致。而在这个时期，中国西北部丝绸之路以及海路丝绸之路皆尚未开辟，因此印度的丝绸只可能是经蜀身毒道来自蜀地之秦，而非来自西北之秦。蜀地丝绸到达印度之后，又进一步向西亚欧洲运输。也是早在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人的书中便出现了“赛力丝”(Seres)这个国名,意为“丝国”。学者杨益宪就认为，这里的Seres也是指古代蜀国，古希腊接触到的中国丝绸也是蜀国生产的丝。
有往亦有来，除了物产的输出，经蜀身毒道输入的异域物产，也可证明西南丝路开辟的年代之久远。在成都西北茂汉地区的早期石棺葬中，曾发现过战国时期不含钡的琉璃珠，在云南江川李家山，发现过战国时代的蚀花肉红石髓珠，这些文物都产于中亚和西亚，说明蜀身毒道至迟于战国时代就已存在的。
经过张骞的发现，沉默的西南丝路终于为中原文明所认知。张骞认为这是一条西行更好的路，“从蜀宜径，又无寇。”汉武帝听此建议，试图探索寻找这条南方之路，派了四路使臣出发寻找，可惜因为少数民族部落的阻挡劫杀而失败：“以骞言为然，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駹，出冉，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筰，南方闭巂、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
官方打通通道的失败，并不能说明民间往来也不能通行。《史记》中说“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说明民间走私性质贸易往来是存在的。而少数民族部落劫杀汉使，阻止汉朝与东南亚建立直接的关系，也是出于保护自己做为贸易中转站的利益而为。再者，到后来东汉永平年间，云南边境的哀牢王内附，东汉在此设永昌郡，官方的通道也终于打通了。
（二）蜀身毒道
灿烂的古蜀文明，使四川成为了西南丝绸之路的起点。蜀—身毒道，早于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即已开通。那么，这条神秘古道，历经的是一条怎样的路线的呢。
事实上，穿行于险峻山脉从林中的蜀身毒古道，并不是一条单一的路线，而是几条路线组合而成的一个道路网。通常来说，蜀身毒道包括由四川至云南的路线，是古蜀道的一部分，以及从云南至缅甸、印度的路线，即被称为永昌道的部分。
从四川至云南的蜀道路程，又由东西两条支线组成。东线开辟的时间较早，由成都沿岷江南下至宜宾，渡过长江，溯关河至云南盐津县，再至昭通，曲靖(汉味县)，经滇中平原至昆明、楚雄、大理，在普淜驿与西线汇合。东线的成都沿岷江南下至宜宾段路程，又被称为岷江道，是修筑了都江堰的著名的水利学家蜀守李冰所筑。因为山石艰固，“其崖险峻不可凿，冰乃积薪烧之”，也就是李冰采用了积薪烧崖再泼以冷水，用热胀冷缩使岩石碎裂然后再开挖的方式，才开辟出这条路。又因宜宾为汉僰道县所在，这段路程又称为僰道。东线从宜宾至昭通的路程，又被称为五尺道，是秦将常頞在李冰初筑驿道的基础上，继续开拓所成。因为道路仅宽五尺(合今三尺)，因此得名五尺道。《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说，秦王朝“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这条路后来多次复筑，不同时代又有不同称呼，例如汉称“朱提路”、唐称“石门路”，民国时称“叙昆大道”，现在则称“川云中路”。
川滇蜀道的西线，其路线是由成都西出临邛(邛崃)、灵关(芦山)，越过大相岭（今天的泥巴山），经笮都(汉原)、清溪关(甘洛西)、邛都(西昌)、昆明(盐源)、青岭(大姚)到达叶榆(大理)。这条路还有其他几个称呼，例如因途经历代军事重镇灵关，因此得名“灵关道”。到唐代又曾屯兵清溪关，故又称清溪道，又称“清溪道”。这条路线又根据不同分段有各自的名称，如司马相如沿古牦牛羌部南下道所辟筑的牦牛道，以及临邛道、始阳道、严道等等。
考古专家近日在四川省邛崃市平乐镇的骑龙山半山腰上，还发现了这条古道的遗址。它每隔一段距离都设计有宽敞交汇处，两旁是鹅卵石砌成的以“人”字型结构排列的挡墙，约半人高。过去人们在这里休息、饮食和避让来者。此外，许多拐弯处都设计有入口。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四川至云南的蜀道，穿行于崇山峻岭，地质条件和气候条件都极其恶劣。从朱提到宜宾，有一段路还被称为左担道。因为道路险窄，挑担人无法换肩，只能左担七里。今天的成昆铁路，自成都经彭山、眉山、夹江、峨眉、峨边、甘洛、喜徳、冕宁、西昌、徳昌、米易、攀枝花、元谋、禄丰、安宁扺达昆明，全长1083.3公里，基本上也是沿着这条蜀身毒道的这部分路线修筑。亦因为穿行在世界上最艰险的路线，成昆铁路以工程浩大艰巨，桥梁、隧道总延长达433.7公里，占线路总长度的40%而知名。由此也想见，古代先民靠人背马驮货物走过的艰辛。
蜀道的东西线交汇后，一路往西至缅甸、印度的路，被称为永昌道,经永昌(保山)、滇越(腾冲)到缅甸、印度。近代修筑的滇缅公路、中印公路也是沿着这条古老的路线修筑的。产生于公元前6至5世纪的佛教，除了通过北方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在佛教初传之期，也通过这条南方丝绸之路传入过，在长江流域留下了许多与北方传入佛教不同的独具特色的佛教文物。在其后的岁月，通过这条路传入中国的佛教又有变化，前期是大乘密教，后期则传入了南传上座部佛教，只是上座部北传止于鸡足山，这使通过这条道路影响到长江流域的，主要是大乘密教，包括藏密和滇密。
此外，以四川为起点通往印度的西南丝路，除了上面说的蜀身毒道，其实还有一些其他支线。例如还有丽江道，就是到达云南之后，从云南北上西藏，再从西藏至锡金或尼泊尔、印度。因为主要承担藏区与云南、四川等地茶叶与马匹的交换，这条路也叫茶马古道。茶马古道，大约从在南诏细奴罗时代始，即七世纪中叶，对藏传密教在长江流域的流传，起了重大作用，但时间较晚。所以如果只说佛法初传时期长江流域的南方相关古道，还是蜀身毒道和南海丝绸海道。蜀道中还有交趾道，从宜宾南下至越南，与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相接，使两条古老的丝绸之路相汇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