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999-1062年），字希仁，北宋庐州（今合肥市肥东县包村）人。包拯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位家喻户晓的清官，铁面无私的判官。同时，他也是一位敢于直言的谏官。包拯自幼按受良好的教育，仰慕圣贤。宋仁宗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29岁的包拯考中一甲进士，授官大理评事。宋代科举进士一般分为五甲，天圣五年的进士共录取377人，其中第一甲为30人，包拯高中第一甲进士。这在当时是很突出的，不但可以借此登上政治舞台，而且预示着在仕途上有着光明的前景。但因为父母年事已高，包拯就辞官在家，奉养双亲。直到父母去世，包拯才正式出仕做官。此时包拯已经39岁的，居家长达十年之久。 刚出仕时，包拯写了一首明志诗：“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以表明自己坚守廉洁奉公、刚直不阿的道德准则。包拯是这么写的，更是这么做的。包拯一生为官从政26年，这期间，他历任多个职位。无论是外任，还是在朝；无论是做州县的小官，还是居于副宰相的高位，无论是负责理财还是专职谏言，他都把明志诗作为座右铭，言必信，行必果，表现出高尚的为官道德，也做出了卓越的政绩。
包拯一生清正廉洁，从不贪污受贿。《宋史·包拯传》中有记载：包拯出任端州知府时（广东肇庆）。当地出产一种端砚，端砚石质坚实温润，纹理细密，发墨快而不干涸，书写流利生辉，从唐代起就享有盛名。宋代时，朝野上下更是视端砚为珍宝。包拯前任的端州知州，假借上贡的名义，往往随意多征几十倍的砚台，用以贿赂朝中权贵。包拯上任之后，让工匠只按上贡的数目制造，不加重砚工的负担，也不去贿赂权贵。其实，包拯本人十分喜欢书法，南宋人刘克庄称包拯“笔法端劲，翰墨间风流蕴藉”。（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三《跋鲁肃简包孝肃帖》）他在端州任职将近三年，离任时一块端砚也没有带上。
包拯生活上也非常节俭。宋朝《两朝国史·包拯传》说包拯“居家俭约，衣服、器用、饮食，虽贵，如初宦时。”包拯虽然后来官至三司使、枢密副使，相当于副宰相，但是其穿的、用的、吃的，仍然和刚做官任天长县知县时一样俭朴。其夫人董氏的《墓志铭》也记载：“孝肃渐贵，夫人与公终日相对，亡声伎珍怪之玩，素风泊然。”宋代达官贵人素有蓄养歌伎之风，而包拯闲暇时只与夫人对谈，而无声色狗马之类的娱乐。
包拯不仅自己以身作则，还严格管教子女。他曾制定了一条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包拯集校注》卷四《家训》）史书记载包拯子孙，如其子包绶、其孙包永年等，也都一直恪守家训，居官清廉，深受世人的称赞。
在出任谏官后，包拯更是不避权贵，铁面无私，对不法横行的权臣屡次抨击，毫不留情，曾7次弹劾酷吏王逵多次上书弹劾，六次弹“国丈” 张尧佐，成为佳谈。
正因为包拯品德高尚，政绩卓著，使得他在当时乃至到现在仍受到人们的喜爱。欧阳修在《再论水灾状》中，就称赞包拯“清节美行，着自贫贱；谠言政论，闻于朝廷”，又在《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中称赞包拯“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着在朝廷”。在包拯死后四年，司马光在《张方平第二札子》中也说：“向者仁宗时，包拯最名公直。”而与与司马光同时代的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二十二中也说：“包孝肃尹京，号为明察。”南宋的士大夫们对包拯也是推崇备至。如林至在《庆元重修孝肃包公墓记》中说：“孝肃公危言直论，排斥权幸，切劘治道，而扶植国本者，睹奏疏可考焉。至其临政，明不可欺，刚不可挠，公不可干以私，今百余年，所在士民闻其风采，犹知起敬起畏。” 南宋名臣周必大《跋包孝肃公帖》也说：“惟公刚正之名，至今播在人口。”甚至连周边的一些少数民族，对包拯也是敬重有加。宋神宗时，西羌俞龙珂投宋，对押伴使说“平生闻包中丞拯，朝廷忠臣，某既归汉，乞赐姓包。”神宗允其所请，赐姓名为包顺。（王巩《甲申杂记》第二十章）。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也就是包拯死后的第四年，在他的老家庐州就设立了第一个包公祠堂。（《包拯集校注》附录二，张环《孝肃包公祠堂记》）。包拯死后的第二年就葬于庐州，包公的墓也多次被重修。现在的包公墓则是1987年改葬重新修建的。时至今日，包拯早已穿越时空，为前人和今人，为炎黄子孙和外国友人所敬重。
兴利除弊，铁面无私
包拯先后到多地任官，所到之处，都深入了解民情，兴利除弊，为百姓做好事。他在端州任职时，当地老百姓饮用的主要是江水，许多人出现了身体不适状况，包拯就发动群众，在端州城内打了七眼水井。百姓改饮井水，健康状况大为改善。这些井被称为“包公井”，有的至今还保存着。包拯还注意改革弊政。宋仁宗亲政之初，内忧外患，北宋每年要向辽国、西夏输送一定数量的“岁币”和“岁赐”，以维持和平共处的局面。国内冗官、冗兵、冗费日益严重，赋税徭役繁重，国家财政支出大量增加，农民起义接连爆发，政治、经济危机四伏。大部分官僚因循守旧，偷惰度日，而包拯则提出和实行了许多具体的改革措施，实实在在地兴利除弊，为民造福。包拯在庆历三年（1043年）任监察御史里行时，就向朝廷建议说依靠钱物贿赂来得到和平，不是防御外族的良策，应该训练士兵、选拔将领，致力于充实和巩固边防。北宋时，官员子弟通过荫补入仕为官的数量庞大，远远超过了科举考试的官员，影响了官员的质量。包拯就请求朝廷罢免贪赃枉法的官吏，以补荫入仕的官员弟子要通过考试选拔。宋仁宗时，各路的转运使都兼任按察使，他们的任务是赴各道巡察，考核吏治。这些人苛刻严厉，又相互标榜、自诩高明，经常是抓住一些无关紧要的小错误上奏弹劾，使得地方官吏个个提心吊胆，人人自危，气氛非常紧张。包拯就上疏建议废罢了按察使之职。像这样的事情非常多。如包拯在担任三司户部副使时。朝廷下令在秦陇斜谷一带专门置办造船用的木材，而当地官员随意向老百姓摊派征取，而且这里的七个州负责提供造河桥用的竹索，常常多达几十万，给百姓造成了极为沉重的负担。包拯不顾地方权贵们的阻挠，上奏朝廷建议停止这些摊派，以减轻百姓的负担。
包拯每到一地，都以减轻民间负担、改革弊政、发展生产为己任，提出了“宽民利国”的经济思想。例如，包拯任瀛州知州时，各州用公家的钱进行贸易，每年累计亏损十多万，包拯上奏朝廷全部罢除。赋税徭役繁重而又不均，是当时的一大社会问题，仁宗时，官府增加了名目繁多的额外赋税。这种额外加征，成为宋代赋税的主要弊政。包拯多次上疏指出：“持政之仁暴，惟在薄赋敛、宽力役、救灾患，慎行三者，则衣食滋殖，黎庶蕃息矣。”（《包拯集校注》附录一《孝肃包公墓志铭》）。嘉佑四年（1059年），包拯以枢密直学士的身份权兼三司使，是掌管全国财政的最高长官，即上疏请罢天下科率，改科率为“置场收买”即“和市”。 科率是官府在民间定额征购物资，和市则是官府向百姓议价购买货物。并请求“今后应系军需所用之物，并令三司预先计度，于出产州军置场收买”；如果时间紧迫，必须科率者，也应在出产地区专派各地长官在上等户中按等第平均科率，不准向中下等户摊派。（《包拯集校注》卷四《请罢天下科率》）包拯改科率为和市，实际上就是把临时摊派的上供物品纳入了商品经济轨道，通过商品贸易，既满足了政府的需要，又不加重人民的负担。因而这项经济改革实行之后，当时就获得好评，《两朝国史·包拯传》中就有“其在三司，凡诸管库供上物，旧皆科率外郡，积以困民，拯特置场和市，民得免其扰。”。包拯还多次上疏，请求支义仓米赈济灾民，使他们不至于流离失所（《包拯集校注》卷一《请支义仓米贩给百姓》、卷三《请救济江淮饥民》），并请求真正放免民户欠负的赋税等（《包拯集校注》卷三《论放欠》、卷四《请放高阳一路欠负》）。仁宗也接受了包拯的建议，皇佑二年（1050）曾任命他专门负责“放天下欠负”，结果一次即除放各种欠负一千二百万。（《长编》卷一六九、皇佑二年十一月戊子。）另外，他还提出了一些裁减冗官、冗兵、冗费的建议。（《宋史·包拯传》）
包拯铁面无私，秉公执法。宋仁宗皇佑五年（1053），包拯因老年丧子而改知庐州。一些亲戚故旧有的就开始有恃无恐，仗势欺人，甚至扰乱官府。一次，他的一位堂舅犯法，引起了公愤。包拯则不顾私情，在公堂上把这位堂舅依法处以笞刑，痛打了一顿。亲戚故旧看包拯铁面无私，都收敛起来，再也不敢仗势欺人，胡作非为了。庐州百姓都称赞包拯居官公正，说“外甥有理打得舅”。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包拯担任了开封知府。开封知府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职务，以往一般都是由亲王、大臣兼任，历来京官难当。一是皇权可以随便干预地方事务，二是皇亲国戚都聚集在这里，仗势欺人，无理可讲。包拯在开封知府的任期内，不避权贵，不讲情面，不受贿赂，执法如山，得罪了不少皇亲国戚。
当时天降大雨，开封城的惠民河泛滥，河水淹了半个城池。包拯就亲自带人查询惠民河泛滥的原因，原来是由于权贵势族修筑亭台水榭，侵占了惠民河的河边地，使河道狭窄，造成堵塞不畅而泛滥。于是，包拯奏请仁宗批准，下令将所有侵占河边地的楼台、花园、水榭，统统拆除掉，以恢复河道畅通，根治惠民河泛滥之患。有宦官自言地契如此，不肯拆毁。包拯亲自勘察审验，原来是私自增加了面积，包拯就上疏弹劾。权贵们只好乖乖地将侵占河道边地的违章建筑统统拆除毁掉。
包拯在开封府时，还有一件有关诉讼的事很值得称赞。原来规定，到开封府告状，不能直接到知府的大堂上递状申诉，必须先将状纸交给守门的府吏，再由府吏转呈知府，是否受理，何时开庭审理，要等候府吏的通知。这样，投诉人不能直接面见长官，中间就会产生很多流弊。如果投诉人家送不起钱财，即使冤情比天大，也是告状无门，有冤难伸。正如俗话所说：“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包拯对这项弊政进行了改革，规定敞开府衙大门，允许投诉人直接到知府大堂递交状纸，面陈冤屈。这样，使投诉人一开始就能和知府见面，府吏没有机会再营私舞弊，断案也就容易公平合理了。包拯执法严峻，不徇私情，为了防止权贵们找他“走后门”，干脆完全断绝了与高官显宦及亲朋故旧的私人书信往来。有来“走后门”者，无论是高官权贵，还是亲朋好友，一概拒绝。司马光在《涑水记闻》记载说：包拯知开封府，为人刚严，不可干以私。京师流传着一谚语‘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吏民畏服，远近称之。”在开封府“走后门”行不通，因为有像铁面无私的阎王爷那样的包公的。
弹劾举荐，诤臣之风
在包拯一生所任官职中，还主要作为一名谏官。如他先后担任过监察御史，知谏院，和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等。包拯在谏官任上，弹劾举荐，不避权贵，多次向仁宗建言献策，对朝政发表许多意见，被士大夫们称为“真中丞”。南宋名臣韩元吉称其“切切论谏，有古诤臣之风”（ 《南涧甲乙稿》卷十五《庐州重建包马二公祠堂记》）。包拯曾自己的谏官生涯做过十六字的总结：“披肝沥胆，冒犯威严，不知忌讳，不避怨仇。”
（一）包拯敢于对宋仁宗犯颜直谏。他多次上疏仁宗，对仁宗本身的过失提出批评，又对治国安民的大计提出建议。担任谏官后，他特意上了一道《进魏郑公三疏札子》，把魏征的三篇奏疏抄录给宋仁宗，希望皇帝把它们当作座右铭和借鉴，时刻警惕，以国家大事为重，请求仁宗虚心纳谏，分辨是非，不要搞先入为主，偏听偏信，而要爱惜人才，除去苛刻，严正刑禁，禁止妖言邪说，不随意大兴土木，如此等等，朝廷多采纳施行。庆历四年（1044年），包拯刚任监察御史，就向仁宗上疏《乞不用赃吏》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包拯集校注》卷三《乞不用赃吏》。）对于贪赃枉法者，要严惩不贷，并且永不录用。张环在《孝肃包公祠堂记》中说：“观公平居进益廷争之语，人能道之，任刚肆直，虽鼎镬在前，植若自守，闻者为其悚然。”。庆历二年（1042），宫中有一个小吏叫周景，因获罪，被判处绞刑，周景得知后畏罪逃跑。结果第二年周景被捉住，这次皇帝将其刑罚改为脊杖十七，发配黄州牢城，但是这一惩罚还没有执行时，周景又一次逃走。后来周景又被捉获，这一次宋仁宗又降圣旨，免了周景的发配之罪，只是惩罚他到作坊做工。当时包拯仅仅为监察御史，他上书反对宋仁宗降圣旨干涉律法，要求将周景发配到边远地区的牢城收管。后来，包拯又多次上书宋仁宗，直言进谏。针对仁宗皇帝的任人唯亲，包拯专门上了一篇《请绝内降》的奏疏，指出“凡有内降，尽由请托¼¼妨公害政，无甚于此”，请求止绝一切“内降”。（《包拯集校注》卷三《请绝内降》）另外，他还提出了教育宗室的方法，并请依条例督责各路的监司以及御史府自己推举下属官员；还有允许谏官、御史不回避二府举荐的人，听任两制官员到执政官的私宅等等，建议多被采纳施行。（《两朝国史·包拯传》）。这些都是一般谏官所不敢言的。
（二）包拯不避权贵，有过必弹。无论是宰执大臣，还是皇亲国戚，见其有过，必加弹劾。以至于“包弹”在当时即成为一句成语典故。宋蔡绦《铁围山丛谈》卷三记载：“都邑谚……目人之有玷缺者，必曰有包弹矣。包弹之语，遂布天下。”其中包拯最有名的两次弹劾一是七次弹劾贪官王逵，二是六次弹劾“国丈” 张尧佐。
王逵为官贪虐，在任湖南路转运使时，随意增派苛捐杂税，当地老百姓不堪重负，被逼逃到山洞里，被杀害的人也有不少。人们对王逵恨之入骨，于是聚众反抗。在大臣的弹劾下，王逵被降池州知州。王逵黜降之后，当地百姓数千人共设大会，连续三天烧香点灯，以示庆贺。王逵虽臭名昭著，但善于结交朝中权贵，屡贬屡任甚至不断擢升。庆历五年（1045年），王逵由知扬州知州升任江南西路转运使，到任后，“依前残酷，恣行威福”。包拯时任监察御史，就上疏弹劾说：“王逵行事任性，不顾条制，苛政暴敛，殊无畏惮。……欲望圣慈特与降黜。”仁宗皇帝接到弹劾后，将此事交由江南西路提刑司处理。提刑司与转运使为并列同僚，难以办理。因此，包拯又上章而弹王逵，指出本路提刑司肯定会包庇王逵。但包拯的意见未被采纳。不久，王逵兼任江南西路提刑，就利用职权打击报复告发他的人，先后监禁五六百人。包拯又上疏弹劾王逵，要求罢免他的官职。在包拯等人的坚决弹劾下，仁宗才准奏，王逵未能留任，但平移为荆湖北路转运使。不久，又改任河东路转运使。在此两任上，王逵“恣性狂率，愈甚于前”，一度降任福州知州。在此任上，更是贪赃枉法，被弹劾后，只是改任光州知州。后又升为徐州知州、淮南路转运使。“中外闻之，无不骇愕”。包拯时任知谏院，对此异常气愤，第四次上疏弹劾王逵“刻暴之性，难以悛改”，希望皇帝能收回诏命，让王逵仍任知州。仁宗没有理会。包拯又连上三道奏折，继续弹劾王逵“凶暴无识，残忍有余，列位簪绅，心同蛇蝎，因缘奸诈，遂忝职司。”（《包拯集校注》卷一《弹王逵》），任命这样的贪官酷吏担任转运使，等于拿一路的百姓让他去残害。这对王逵来说，是一件高兴的事；而对一路的百姓来说，则是一场莫大的灾难。包拯据理抗争，义正词严，朝野震动。宋仁宗最后终于免了王逵的转运使职务。
张尧佐是张贵妃的伯父，原本只是一个知县。张贵妃得宠后，张尧佐很快入京做了开封府推官，又很快升为三司使判官。北宋前期，三司负责分管全国财政工作，其重要性可想而知。当时的宋朝积弱积贫，财用窘乏，亟待改革。所以三司使的人选选拔非常重要，只有委任精明强干之士，才能兴利除弊，担当起理天下之财的重任。而张尧佐本来就是一个平庸之辈，在担任三司使之后，“本职隳废，利权反复，公私困敝，中外危惧”（ 《包拯集校注》卷三《请选内外计臣》），仅因为是皇亲国戚，才高居此位。一时间，朝野上下议论纷纷。知谏院包拯毅然上疏，弹劾张尧佐，尖锐指出，“今亿兆之众谓三司使张尧佐凡庸之人，徒缘宠私，骤阶显列，是非倒置，职业都忘。诸路不胜其诛求，内帑亦烦以借助，法制玩弊，商旅阻行。而尧佐洋洋自得，不知羞耻，召来灾沴，实自斯人。”（《包拯集校注》卷三《弹张尧佐》。）包拯指出张尧佐其实是一个平庸之辈，很少建树，办事不力，是非颤倒，造成法制混乱，账目不清，建议仁宗皇帝把他调离三司，降职使用，或改授其它闲散职务。但仁宗对包拯弹劾张尧佐的上书不予理睬。接着，包拯等又连上两封奏章，反复陈说，“宗社至重，财用至急，而安危系焉。”“今上下窘迫如是，岂可专任此人，久居此职哉！”“且历代后妃之族，虽有才者，亦未尝假以事权，又况庸庸不才者乎！”（《包拯集校注》卷三《请选内外计臣》）恳请仁宗以国家为重，委任此职以才杰之士，另授张尧佐其它职务。在包拯等谏官的再三弹劾下，仁宗不得已罢免张尧佐的三司使职务。但张尧佐不降反升，改任宣徽南院使，另外还担任淮康军节度使、景灵宫使、同群牧制置使，一身兼四职，位同宰相。任命一出，舆论哗然。包拯等再次上疏，严厉指斥张尧佐窃据高位，“惭羞不知，真清朝之秽污，白昼之魑魅也”，而且委婉指责仁宗本人，“女褐、近习及执政大臣……使陛下有私昵后宫之过”。（《包拯集校注》卷三《论张尧佐除四使不当》）仁宗还是没有理会。包拯就再次上疏弹劾，请求仁宗“罢尧佐宣徽使之命，任以外镇”。这时朝廷的其它大臣也纷纷挺身而出，批评仁宗对张尧佐恩宠过甚。但仁宗皇帝仍然下不了决心。一天朝退，御史中丞王举正留百官廷诤。包拯与吴奎等七名台谏官员在宋仁宗面前争辩不已。皇帝与大臣是要有一定的距离的。由于包拯言词激烈, 情绪激动,正在恳切陈词的时候, 一时不慎, 竟将唾沫溅到了仁宗的脸上。由于包拯和其它谏官不屈的争谏，最后终于罢免了张尧佐宣徽使、景灵宫使两个职务。还规定，外戚不得担任军政要职，不得干预国家大事。事隔一年，仁宗又加封张尧佐宣徽南院使。包拯又上奏章指出仁宗皇帝的偏执，要求让张尧佐出守河阳，不准回京供职，更不能担任荣典性的使相。仁宗无可奈何，最终同意了包拯的请求。包拯弹劾张尧佐，充分体现了他不畏权贵、刚直不阿、犯颜直谏的气魄、决心和毅力。
除此之外，在包拯的弹劾下，贩卖私盐的淮南转运使张可久，公权私用的汾州知州任弁都遭到了应有的惩罚。这个在《包拯集》中都有记载，里面有关弹劾官吏的奏章就有数十篇。
（三）包拯弹劾贪官毫不留情，举荐贤能则竭尽所能。皇佑元年（1049），包拯曾上疏荐举范祥任陕西转运副使，以便于推行通商盐法，但未被批准。皇佑三年，包拯再次上疏举荐范祥：“欲望圣慈允臣前奏，特除范祥本路转运副使。”（《包拯集校注》卷三《再举范祥》。）至此，朝廷批准了包拯的荐举。皇佑四年，包拯出任高阳关路都部署兼安抚使、知瀛州，发现信安军通判张田“性质端劲，文艺该博，周知河朔之事，曾着《边说》七篇，词理切直，深究时病”，就把张田推荐给宋仁宗。张田也很快受到仁宗的奖谕，后官至知庐州、广州等，亦“临政以清”。
他对于被错误降职的官员，也极力举荐，使其重新得到重用。庆历五年（1045），江东转运按察使杨纮与提点刑狱王鼎、转运判官王绰，对属下官员监察严厉，号为“江东三虎”，因而均由监司官降为知州。皇佑二年（1050），包拯在《弹王逵》中即指出：“杨纮、薛绅、王绰、王鼎本无残虐之状，只以行事或有过当，尚降差遣，不与牵复职司。较之王逵，彼实非辜。”第二年，他又上疏《请录用杨纮等》“欲望圣慈申命宰执，应臣僚素有才行，先以非辜被谴，如杨纮、王鼎、王绰等，虽曾叙用，未复职任者，并乞复与甄擢，或委之繁剧，必有成效。”最终，在包拯的力举下，杨纮等人被朝廷委以重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