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阮荣春提出“早期佛教造像的南传系统”一说，另一个学者何志国也认为，汉魏时期的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可能存在两个系统，即中原官方佛教传经系统和南方民间佛像传播系统。最早的佛教传入记载和佛教译经记载都在中原地区，可称为官方译经系统。另一个就是民间佛教图像系统，虽然没有发现佛教译经，但有大量主要分布于长江流域的佛教造像，包括有供奉佛像、具有某些佛教仪轨特征的人像和佛教象征图案三类。
那么，这个南方的民间佛教图像系统，到底有哪些特色呢？
总的来说，这个南传系统之所以不同于北方，有如下几个特色。
1、多数发现于民间用品上
与后来的佛教造像主要是独立宗教功能的佛教造像不同，这些佛教造像都附着在具有其他民间用品功能的载体上，只是附属和装饰，尺寸很小，同时又没有发现经典翻译和佛教信仰方面的相关文字记载，显现出南方佛教不同于正统佛教的民间色彩。有人认为，南方早期佛教造像的这种现象，说明“佛教初传南方时，民众易于接受的是与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那部分内容，而不是它的哲学含义和深刻的宗教体系，佛的神圣性也远不及后世。”
这些民间用品载体，按其功能分，有两大类型。
一种类型是墓葬用品。也就是说，这些佛教相关图像，或者出现于墓室内壁，如麻浩崖墓、柿子湾墓、盱眙西晋墓出现的壁画砖画等。或者出现于专门为丧葬而制作的陪葬器物上，例如青铜摇钱树及其插座，魂瓶，人俑等。中国第一部佛学著作《牟子理惑论》记载了汉明帝时开始有将佛教造像与丧葬结合起来的习俗，说，“明帝存时，预修造寿陵，……亦于其上作佛图像”。于是明帝以后，老百姓学着在坟墓上制作佛的图像了，“百姓冢上或作浮图焉”。南方佛教艺术品的发展证实了这个习俗的存在。而佛像与摇钱树形象的结合，也说明佛教与中国民间信仰的融合。
第二种类型的载体，是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当然现在可以见到的这些用品也多是陪葬物品）。这些佛教图像，出现在出土的一些铜镜(绍兴、南京、吁胎、南昌、郎溪、哪州、镇江等地出土)、熏炉(当涂、镇江、鄂州、等地)、戒指(当涂)、陶瓷器(越窑、匝窑、德化窑青瓷上多见，但东吴早期多见陶制)等日常生活用品上，成为装饰图案的一部分。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藏有一面中国五世纪也就是三国时期的画纹带佛兽铜镜，背面的花纹中装饰有动物和纹带的图案，也装饰着佛像的图案。在武昌的莲溪寺，也曾出土过有装饰有菩萨像图案的铜带饰。
2、东晋后逐渐消失
虽然在东汉三国时期长江流域出现了这么多早期造像，远盛于北方的佛教造像，但一个令人奇怪的现象是，进人东晋以后，这些类型的佛教艺术品，那些有佛像装饰的各种器物，就几乎全部消失了。而与之同时，北方的独立用于供奉的佛教造像艺术发展起来，出现了很多石窟造像。后世的佛教，传承了此时北方的正统佛教文化，而南方民间系统的早期佛教模式被遗忘了，这也是这南方佛教初传只有地下文物，却不见于史册的原因吧。只有现今云南的不少寺庙仍以纸扎的摇钱树娱佛,大概是久远以前的南方系统在现存佛教中遗存下来的唯一痕迹。
3、主要是马土腊风格，健陀罗风格也有所体现
马土腊是印度北方邦境内的一座古城的名字，位于阿格拉以北50公里，德里以南150公里处。马土腊在中国古代又被译为秣菟罗。犍陀罗也是印度西北部古国，包括现在巴基斯坦白沙瓦、坦叉始罗等地方，现在分属巴基斯坦与阿富汗。马土腊与犍陀罗是印度最早的两个佛陀雕像制作中心。但两地的风格不同。犍陀罗艺术体现出更多希腊因素影响，造像的特点有，立体感较强，佛陀多着通肩式披衣，衣服褶纹起伏很深，凹目高鼻，头发呈水波状或涡卷状等。而马土腊艺术则保留更多印度本土文化原有的风格，造像的特点有，佛陀头发是螺状髻，眉间有白毫，衣服显得薄透，紧贴躯干，衣纹走向呈Ｕ形，刻画较细，衣纹的断面是圆绳状等等。马土腊式主要流行两种手印，即禅定印与施无畏印，健陀罗地区则手印样式较多，但其中有说法印是其一大特点。
对照这些特点，阮荣春先生研究了南方早期佛教造像，认为四川麻浩和柿子湾崖墓佛像、彭山陶摇钱树座、绵阳何家山和忠县涂井崖墓摇钱树佛像、西湖塘施无畏印俑、什坊县佛塔像砖以及云南大理吹箫胡俑等东汉文物，都主要受马土腊风格的影响。其中的佛像大多有Ｕ型衣纹，螺髻，施无畏印等典型特征。例如四川彭山汉墓出土的陶佛座“一佛二菩萨”，佛像为趺坐式，高肉髻，着通肩衣，左手握衣据，右手施无畏;左右侍者，一作揖拜状，一持莲花茎，上衣至膝，衣边有“三角缘”(或曰锯齿)纹，下着裤。从这尊佛像的螺状肉髻，就可以确定是马土腊风格，是为健陀罗风格中没有这个样式。再如南京出土的堆塑罐（魂瓶）上的佛象，一般都有高肉髻、通肩衣、禅定印等特征。在四川、湖南、湖北、南京、安徽等地还曾出土许多明显受佛教影响的“白毫相”陶俑。当然将佛三十二相好之一白毫相放在普通人额上，也表明当时民间对佛不过“一知半解”，于是竟然就随手挪用过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