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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1942年2月6日，一位名叫杰弗里•法罗•亚当斯的英国二等兵，从新加坡的日本昌吉监狱，随着众多的盟军战俘，踏上奔赴泰国桂河的苦难旅程。

由泰国华侨义务守护的二战中国远征军阵亡将士墓

       亚当斯曾是英国皇家陆军部队士兵，他跟着大部队来到新加坡时，激烈的日英之战，正在这个岛国上进行，那一时，他仅仅只经历了岛上的50个小时，便见日军以排山倒海般的攻势，迅速摧垮了英国军队岛上的防线，继后又过了九天，新加坡岛上的英军便全部投降，亚当斯则和他的战友们，一夜之间，被日军投入了当地的昌吉监狱。 

由泰缅华侨义务守护的二战中国远征军年战士遗冢

       接着，亚当斯和他同狱的战俘们，按照每三百人为一队的编制，又从监狱列队行进到新加坡火车站。在该站，战俘们每三十人被分成了一组，然后被凶狠的日寇驱赶进一辆四十英尺长、八英尺宽的货车闷灌车厢里。当每一列火车的十截车厢都装满战俘之后，这列如长蛇一般扭曲、铿然作响的蒸汽机车，便开始喷着浓烟，沿着铁轨颠簸震荡，在烈日的烧灼之下，每一辆钢制的车厢，火热得如同烤箱一样喘息着，一路北行。 

由泰缅华侨义务修建的二战中国远征军阵亡将士墓

       经过四天五夜的旅行，除每隔24小时，仅有两次停车吃碗粗糙米饭的时间外，亚当斯和他的战俘同伴们，不得不在缓慢北行的列车上，忍受着热闷欲昏的煎熬。

       “如此狭小的车厢里，根本没有让30个人睡倒，甚至坐下的空间，我们大伙就那样人挨人地在闷热熏臭的车厢里挤着，”亚当斯回忆道。

泰国桂河桥畔二战盟军死亡战士墓

       “因此，我们只能轮流休息，惟一放松的机会，也只有在每天的下午，即当车厢在太阳的灼烤下酷热难耐时，日本兵怕闷死了战俘，那凶狠的看守，才会允许战俘们，将运行中的列车车厢推拉门打开。”  

二战中在泰缅战争中阵亡的中国远军将士墓

       但是，亚当斯继续回忆说，“尽管这些囚徒们因为感染痢疾、营养不良、饥渴交迫，而身体病弱不堪，可那些全副武装的日本看守们，仍然会气势汹汹地挥舞着枪刺，向战俘们咆哮：‘你们谁敢逃跑，老子就枪杀全体！’”。最终，在经过了上千英里，使人痉挛的旅行之后，途中，车厢里的人们不得不定期交换位置，以便排泄或呕吐。

在泰缅莽林中沉睡的中国远征军将士孤魂

       列车终于停靠在班朋镇，那里是泰国现有铁路的终端。战俘们被带到站台上集合，在日本兵枪刀的威逼下，不得不顶着灼人的烈日，被看守一遍一遍又一遍地点名。这种反复地施用，常常长达数个小时的折磨，被战俘们戏称为了“日光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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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莽林幽幽，铁丝网高架，臭气弥漫，一片泥沼，蚊蝇乱飞，一片面积约数英亩的营房摇摇欲坠，营房两房沟渠式厕所粪便漫溢，屎尿横流，空气中弥漫着令人反胃的恶臭，这就是位于班朋城市边缘的集中营。  

散落在泰缅的中国远征军墓碑和遗物

       战俘列队走进了战俘营时，不得不屏住呼吸，以免忍受不住，而呕吐出来。那营房全是“竹子搭建的破棚子”，在刚刚结束的雨季之后，泥泞的地面湿滑得好像麦片粥一样。一些衰弱的病人迎候着这些战俘的到来，所有人都是一副垂死待毙的模样。“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加入他们的行列，”亚当斯说。

位于泰国北碧市被日军役死的二战盟军将士墓

       在班朋度过两天之后，亚当斯与他的同伴们，从看守的口中得知，他们将要为日本人“征服印度”助一臂之力。没几天，战俘们再度被送上车，继续前行。

       这一次，他们改乘卡车，车就沿着泥潭一样坑洼的道路，向北开赴桂河西岸，那里距堪察纳布里以北仅一英里，村落叫做塔马坎。

泰国桂河畔在二战中被日军役死的盟军战士，平均年龄23岁

       当这些战俘爬下卡车，到达小村时，迎候他们的，既不是日本人哄骗他们的“疗养营”，也没有所谓的诊所或医院，甚至连肮脏的帐篷与恶臭的厕所也没有，他们一伙非人似的，只是站在一堆铁轨和枕木的旁边，再就是几座堆栈，以及数百码长一列，四面通风的工棚，那是一种由竹竿和棕榈叶编织而成的简陋建筑，被称作“聂帕榈屋”（Atap）。环绕所有这一切的，是一列竹子做的栅栏，带有嘲弄意味地构成了集中营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