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回归断想
（55）
1941年，太平洋战争正式爆发，中美英三国因为利益原因，已由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敌对关系转化为盟友关系，1942年8月底，国民政府正式要求美国和英国与中国举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谈判。此次谈判因涉及放弃两国在华租界的问题,国民政府认为租借地与租界属于同一范畴，正式将归还九龙租借地的要求提交了会议。
中英谈判在重庆举行，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和英方薛穆分别代表两国，是时重庆舆论激昂，国民急呼，反对任何外国继续占领中国领土，那时美国公众意见也同情和支持中国的正当要求。
11月13日，国民政府就英方草案提出一份《修订草案》，其中加上了废止1898年6月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内容：“英方在九龙租借地之行政与管理权，连同其官有资产与官有债务，应移交中华民国政府。”
当英国收到中方《修订草案》后，其外交大臣艾登断然宣布九龙租借地不属于本条约的讨论范围，拒绝商谈。接着，英国首相丘吉尔强硬地宣称：“我当国王的首相不是为了主持清算大英帝国，决不会放弃大英帝国的任何一块领地”。11月30日，薛穆按照英国政府的指示，向宋子文宣布英国不准备同中国谈判九龙租借地问题，宋子文闻讯后，反复重申了中国收回该租借地的原则立场，因而双方发生争执。蒋介石得知这一情况后，当即断然决定，中英新约如果不包括收回新界的内容，就拒绝在条约上签字，谈判因此陷于僵局。
恰在此时，正对中国进行血腥野蛮侵略的日本，为了搅乱人心、挑拨盟国间关系，提出“尽速撤消”日本在华租界及治外法权等特权，以示“中日亲善”，并图抢在中美、中英之前与中国的汪伪政权订约。
蒋介石在抗日正处于的艰难时期，面临英国的“拒签新约”和日伪可能抢在中英之先订约的双重压力下，决定向英国作出根本性的让步，他于1942年12月31日指示国民政府，正式同意不将收回九龙租借地问题与取消治外法权等问题合并提出。
作为国难当头的蒋介石，为违心地作出如此的决策而心潮难平，由此，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对英外交，颇费心神”，“九龙（租借地）交还问题，英坚不愿在新约内同时解决”，只得“暂忍之”，“待我签字之后，另用书面对彼说明，交还九龙问题暂作保留，以待将来继续谈判，为日后交涉之根据，”作为“最后手段”，“一俟战后，用军事手段（将九龙租借地）由日军手中取回。则彼虽狡猾，亦必无可如何。”
由是，在重庆签字的《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中，再也没有涉及九龙租借地的问题。宋子文照会薛穆的声明，也只表明了中国政府对九龙租借地“保留日后提出讨论之权。”战时中国收回九龙租借地的交涉，至此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
（56）
时光一晃又去了三个年头，1945年8月日本国无条件投降，收复香港的良机再至，国人们无不欢喜雀跃，要求作为同盟国中国战区（香港属于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立即接受香港日军的投降，顺理收回香港。
但是，当时的日军一投降，中国的国共内战已日渐激烈，蒋介石早就无暇南顾，因而，英国抢先命令其太平洋舰队派遣一支特遣队赶到香港受降。
1945年8月29日，英国海军少将夏悫正式接受了停战后的驻港日军，在尚没有接到日本天皇的任何向谁投降旨意情况下的稀里糊涂的投降，并于中环皇后像广场的抗战胜利纪念碑前举行隆重的接管香港仪式，然后于9月1日颁布了《军政府统治公告》，正式宣布成立军政府，由它执行全面的管制政策。从此以后，9月1日，就这样在不明不白的情况下，被定为了香港的重光纪念日。
而当蒋介石醒悟后指派张发奎为广州、海南、香港地区受降官，去主持香港的受降时，已经既成事实的港英当局对此态度强硬。以后经过多次交涉及美国的协调，中方最后才不得不同意了英方的代表可在中英两国政府授权下，在香港接受日军的再次投降。
1945年9月15日，中国、英国及日本代表于香港港督府联合签署了香港的受降文件，正式代表了日本在香港的投降。而实际上，在当时既成事实的局势下，香港的归宿，早已无可挽回地成为了定局，这对在战争过程中已挤身大国“四强”之一中华民国来说，是一个莫大讽刺，同时，它又再次导演了中国在香港问题上的历史悲哀。
（57）
百年以来，当历史的悲哀和泪水，一次又一次洒落在港岛上的时候，中国人只能发出一声声更为深层的叹息。为什么那个南方可爱的小岛，中华民族在上面的恶梦，却如此地漫长，漫长得如同永无休止呜咽着的的香江之水，在毫无止禁地流淌呢？
香港岛上的回归纪念塔和金紫荆纪念碑啊，不就是你，像是从历史深处走来的岁月老人一样吗？是你，告诉了我们，这发生在一百五十多年之间，黄色文明的失落和嬗变过程中的巨大阵痛，还有啊，那“幻彩咏香江”呢，它却从另一面，将回归后当之无愧的盛世气象，又在世人面前展示得无以复加了，同时，它还使我们获得了一个古老民族转入现代的象征意义，那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东方民族，当我们以改革的雄姿屹立起来，唤醒了中国历史之魂本真的时候，那真正意义上的回归，才会姗姗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