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阜民丰、人文荟萃：文明进程中的长江流域宗族世家
长江，一条横贯中国大地的母亲河；
长江，一条跨越古今的历史长河。
这条从雪域高原奔流而下的巨澜，带给我们的不仅是奔流不息的浩荡江流，也带给我们一幅穿越古今的历史画卷，展开这幅画卷，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便依次呈现在我们眼前。
早在远古洪荒时代，长江流域就成为中国境内古老族群生息繁衍的大舞台。
在这里，华夏的先民们跋涉山水、披荆斩棘，创造了带有自身鲜明特点的新石器文化，从湍急险峻的川江峡谷到九曲回肠的荆江两岸、从水波浩淼的古云梦泽到湖汊纵横的太湖之滨，长江流域的先民们以辛勤的劳作，创造出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中华新石器文化的花朵在蜿蜒数千里的大江两岸竞相绽放。
当文明曙光初现之时，这里又为众多古老民族的生息繁衍与文化创造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荆（楚）、越、庸、濮、巴、蜀、苗、髳、微、卢、彭等部族往返迁徙于大江上下，他们或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或刀耕火耨于群山之巅，或采集渔猎于湖泽河谷之畔，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创造着丰富多彩的生活，拉开了长江流域文明进程的历史大幕。
荆楚“南蛮”、庸濮巴蜀、百越卢微成为上古时代生活在长江流域的主要族群，他们种类繁多、文化各异，遍布于大江南北，生息繁衍、生产劳作、创造发展，缔造了长江流域的古代文明，这里诞生了神秘奇伟的巴蜀文化、璀璨夺目的荆楚文化、曼妙绮丽的吴越文化，它们共同构成上古时期长江古代文明的绚丽画卷。
从人猿揖别的洪荒远古到海内一统的秦汉帝国时期，长江流域的众多族群伴着中华文明一路走来，这里资源丰饶，却人烟稀少，族群众多，却相对分散；这里幅员辽阔，各地之间却彼此阻隔。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长江流域的社会文明进程相对黄河流域而言，显得略微迟缓。经历了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历史大变革之后，长江流域的文明进程不断加快，一段新的文明发展乐章开始在这里奏响。
人口迁移、区域互动自来就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山灵水秀、物华天宝的长江流域在注入了新的人力资源以后，区域社会经济得到了全面的开发，社会经济呈现出新的面貌。“永嘉南渡”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大量的北方人口南迁至长江流域地区，北方先进的农业技术也随之输入，在南方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下，长江流域的社会经济得以全面开发，迎来了这一区域社会发展的第一波高潮。
经东晋六朝的持续发展，至隋唐时期，长江下游地区成为繁华富庶之区，成为隋唐王朝财赋命脉之所系。安史之乱以后，北方持续战乱，生灵涂炭，北方民众携家带口、举族南迁，这些合家连族相率南迁的人口，由江淮而江南、由江南而岭南，多数则散布于长江两岸，从上游的成都、剑南、到中游的荆湖、江西，直至下游的两浙、江南地区，北方移民的持续涌入，不仅推动了长江流域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而且使长江流域的族群面貌发生了明显的改变，长江流域开始成为中国经济的重心，成为汉文化、汉人族群生活的重要区域。
两宋之际，黄河流域战乱不息，兵连祸结，北方的契丹、女真、蒙古等游牧民族相继进迫，特别是靖康之乱，使中原地区陷于持续的动荡，北方人民再次逾淮渡江，连族带宗相率南迁，长江以其天堑屏障，保障了南宋百余年相对安定的环境。当此之际，长江流域的社会经济得以全面发展，并一举超过黄河流域，成为中国经济的重心。自此以后，长江流域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带，成为经济发达、文化繁盛的先进之区。
经济的发达带动了社会的繁荣，人口的聚集带来了族群的交融，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已成为汉人族群核心生活区。历经千余年的开发以后，这里人烟稠密，人丁兴旺；这里村落相望，庐井相连；当地族群与北方迁入的族群竞相发展，致使宗族繁衍，枝繁叶茂。由是以往，各类世家大族遍布于乡里，宅第聚落连片成排，长江流域的宗族世家就在这样的社会演进中逐步形成了。于是我们看到，一个个的仕宦显第、著姓大族散布于江南吴中，一个个书香门第、富户大室杂居于江汉大地、巴山蜀水之间。于是便有声名显赫的顾、陆、朱、张四大姓，府宅高深的王、谢两大家，还有声播江汉荆襄之间的崔氏、卢氏、黄氏……
宗族世家的形成繁衍与区域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生活在长江流域的宗族世家，其形成与繁衍与长江流域地区的人口移动、经济开发、文化教育发展等因素均有着紧密的关联。这中间首先是人口的移动对长江流域宗族世家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作用。
中国历史上的三次人口大迁徙，主要的流向是北方人口向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的迁移，东晋之初、中唐时期、两宋之际三次人口南迁不同程度提高了长江地区人口的密度、促进了这一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丰富了这一地区的族群结构，进而带动了整个区域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使长江流域地区不仅成为中国经济的重心，也逐渐成为中国文化艺术的重心。
永嘉之乱以后，北方陷于五胡十六国的战火纷扰之中，随着晋王室南迁的北方著姓望族大批定居于江左，东晋司马氏政权依靠南方土著大族与北方南迁大族的支持，得以稳固下来。其后，僻处江南一隅之地的东晋王朝一直以北方大族为基干，特别是琅琊王氏，始终执掌权柄，致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在此期间，长江流域的世家大族逐渐形成，除政治豪门王、谢两家，还有吴中著姓顾、陆、朱、张；荆襄一带则有崔、陆、黄等著姓大族，长江上游益州地区的“冠冕大姓”也称盛于一方。
隋唐时期是长江流域宗族世家形成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时期，而这又与人口的南迁密不可分。隋末战乱之际，不少北方人民举族南迁，流徙到江南、岭南一带。唐中期爆发的安史之乱更造成人口南迁的浪潮，《旧唐书》记载，“两京躏于胡骑，士君子多以家渡。”大诗人李白亲历这一过程，不无感慨地说， “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全唐文》卷三四八）江汉地区、江西地区、江东地区、闽南地区、岭南地区、剑南地区，乃至整个长江流域都成了北方人民的避乱之地，从上游到下游地区都聚集着大批南迁的人口。原有的宗族世家、新来的著姓大族杂处于大江上下，共同参与到长江流域的文明进程之中，形成了这一地区宗族世家新的格局，于是我们看到，隋唐以后，吴中的顾、陆、朱、张四大姓已是枝繁叶茂，钱塘一带的钱氏也成为声著一方的冠冕大族，而在江汉荆湖之间、巴蜀剑南之区，著姓望族遍布州县，缙绅门第所在多有。
两宋之际，是北方人口大量南迁的第三次高峰，此时的长江流域地区不仅成为汉人族群最为集中的区域，也是中国境内经济最为繁荣发达的地区，在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带动之下，长江流域地区已成为人文荟萃之区、文教昌盛之地。宋明理学的渊薮在江南，“闽学”由朱熹创立，由“洛学”发展而来。后世将“洛学”与“闽学”合称程朱理学，成为近世以来儒家思想的主流。宋明理学中“心学”一派由江西人陆九渊创建，陆氏讲学于象山，时人称为“象山先生”，其思想学术流布甚广。宋代以降，长江以南地区文豪辈出，宋代著名词人多为南方人，尤以两浙、江西、福建为最多。两宋时期的诗作中心也在南方，南方诗人约占全国诗人总数的七成左右。
要而言之，长江流域已成为传统文化的中心所在，苏杭一带儒士雅集，博学鸿儒、彬彬君子多出其间；诗书传家蔚为一时之尚；吴中之钱氏、江右之曾氏、范氏、公安之“三袁”、眉山之苏氏，皆为名重一方的儒学门第。至于明清之际，江表风流人物、宿望之家、将相府第更是层出不穷，如庐江之李氏、湘乡之曾氏、南通之张氏等等，长江流域已成为人才富集之地，望族著姓星罗棋布之所在。
人口聚集、经济繁荣，区域发展、人文荟萃，种种因素导致长江流域宗族不断发育繁衍，由分散而集中，由小而大，终于根深叶茂、蓬勃生长。长江流域的社会经济发展造就了活跃于其间的宗族世家，这些宗族世家——他们的生产生活、社会交往、他们的生息繁衍、枯荣兴衰构成长江流域波澜壮阔历史画卷中别具特色的一页，成为长江流域文明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宗族群体、世家著姓：乡土社会的核心要素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血缘与地缘是人们社会关系的两个核心要素，那时，人们社会关系的缔结、社会群体的组成、社会身份的获得、社会活动的展开都受着血缘与地缘这两个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家庭、家族、宗族、乡里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与交往的主要载体。
对古代中国人而言，家庭是人们生活生产的主要依托，是个人生老病死的主要场所。除此之外，家族、宗族也是人们社会生活的重要载体，人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都绕不开它。
那么，家族或宗族所指为何？简单地说，它是一个个具有亲缘关系的家庭的串接组合，是生活在同一地域的具有血缘关系的人群的聚集。常见的形式就是由同姓农户组成的村落、乡社或村寨。家族或宗族遍布于广大农村，是人们生活的共同体。
以家为本、聚族而居、安土重迁，
这是中国人传统生活的典型风貌。
在农舍栉比、庐井相连的村落乡里之中，人们之间既是邻里乡亲，又是亲戚，血缘与地缘将人们牢牢地粘连在一起。人们朝夕相伴、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安危相仗。这是一个充满亲情的生活空间，一个由血缘关系编织起来的社会场域，一个高度稳定、世代继替有序的地方社区，由此构成的社会，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乡土社会”。
如果说血缘与地缘是“乡土社会”的两大构成要素，那么，家族、宗族则是两者结合的主要表现形式。
众所周知，中国很早就有了独立的核心家庭，人们的家庭本位意识也很强烈，但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家族宗族的地位同样重要。尽管“家”与“族”是有界线的，但在很多时候，这种界线并不是十分清晰，当一些具有血缘关系的人跨越了家庭的界线而发生紧密的社会联系与交往，家族宗族的关系便得以形成。因为这个缘故，学者将“族”定义为“家的延伸”、“家的扩展”，亲属之间虽不同居、不共财、不合籍，但仍以血亲关系联系起来，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着紧密的社会互动，在某些特殊的场合甚至结为一体，这就是族，就是家族或宗族。本书所描述的“王族”、“世家”、“豪门”、“著姓”、“大姓”等等，即是家族或宗族的具体表现形式。
从历史的眼光看，家族、宗族可以是一种实体结构，也可以是一种关系网络。
前者多存在于上古时期，后者则是近世以来宗族发展的主要形式。
据学者研究，先秦时代宗法制下的宗族、所谓大宗小宗，就是一种实体形态的血缘团体，比如春秋战国时期的“王族”、“公族”，大体类此。秦汉魏晋时期的世家著姓也是类似于实体的宗族群体。如东汉时期南阳邓氏，东晋时期江左王氏、谢氏即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种家族、宗族又称豪族、豪门、望族。他们是具有血亲关系的家族的组合，在地方上具有强大的政治势力，在生产生活上自成一体，构成一个地方社会实体。如南阳邓氏，按史籍记载，邓氏家族，“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三人，大将军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余侍中、将、大夫、郎、谒者不可胜数，东京莫与之比。”（《后汉书·邓禹列传》）这种“阖门百口，执能相济”的世家豪族显然已具有社会实体形态。这种宗族内部成员关系紧密，人多势重，平时为地方的强权势力，遇有社会变乱，也足以凭借宗族群体力量以自固。在东汉末社会动乱之际，这样的宗族以社会群体的形式聚结自保，或相率迁徙，甚至构筑坞堡，组成部曲，以与外来威胁相抗衡。
中古以后，特别是南宋以后，类似秦汉两晋时期那种结为坞堡、组织部曲、自成群体的家族宗族已很难见到了，宗族筑堡自固的军事功能也不复再有。中央集权的稳固、地方社会的整合已极大地限制了这类宗族势力的发展。不过，在乡土社会中，血亲宗族关系照例是人们主要的社会关系，人们的家族观念、宗亲意识依然强烈，家族宗族这种群体依旧是社会重要的结构要素，只不过，它的形式与内容已大异于往昔。这时的家族宗族更多的表现为基于血亲纽带而结成的一种社会关系网络，人们在这种亲属关系网中展开社会交往，在这种亲属关系网中完成诸多的社会职能，这种血亲关系与血缘群体学者称之为“新宗族”。（杜正胜：“传统家族试论”载于《家族与社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
新宗族具有“平民化”的特征，它不再限于豪门望族、世家大族，即便平常人家、普通姓氏，只要聚族而居，互通声气、互济互助，便可称之为家族或宗族。这种宗族直至民国时期依然大量存在，它是由许多核心家庭、主干家庭或共祖家庭所组成的，这些家庭成员多有共祖关系，大家互称族人，平时以家庭为单位生活，遇有婚丧嫁娶、祭祀等重大活动则在宗族的范围内进行。他们有共同的族谱、祠堂来维系血亲认同，有族人公推的族长以主持宗族事务，处置族人间的纠纷，维系宗族内部的团结，还有族田或称“义田”作为宗族的公产，以救济贫困，施行宗族内的社会保障。本书所记述的江右曾氏、范氏，徽州胡氏、汪氏，湘乡曾氏，庐江李氏等等，都是这样的大家族或“新宗族”。
不论是秦汉时期那种实体形式的世族豪门，还是两宋以后出现的平民化的“新宗族”，其具体的形态就是世家大族、著姓望族、就是一个个同姓族人组成的村落、乡里、山寨。那么，在长江流域、在蜿蜒数千公里的大江两岸，有哪些宗族世家、著姓望族生活繁衍于其间？它们的由来如何，它们经历了怎样的兴衰变迁，这些家族的兴衰与长江流域的发展呈现出怎样的关系？这些宗族世家、著姓豪门又演绎了怎样的家族传奇？
凡此种种，就是本书力图展现的主要内容，它将为我们揭开长江流域历史的另一面，
——一部长江流域的家族史，
——一部以家族为中心的长江流域社会生活的多彩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