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学上说，中国的早期文明社会大致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时期，但决不能把中国文明起源限止于中原龙山文化，或以中原龙山文化为最早。实际上，长江流域的文明起源并不逊色于中原龙山文化，甚而还要早。例如，所谓中原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然而，近年在长江流域的江苏高邮也发现了这种类型的考古文化，而高邮无论如何是不能归入中原地区的。因此，考古学家现已经打破原来的所谓文化谱系，重新考虑这个时期的文化区域。
贯穿中华大地六千公里的亚洲第一大河——长江，尽管总长超过了黄河，但长江流域诞生的古代文明以前并不为人所知，这是因为人们一直认为中华文明的发源是黄河流域，只有黄河文明才是历史的主流。但是近年来，在长江下游一代却不段出现令人振奋的发现。首先，是和半坡遗址处于同一时代的河姆渡遗址的发现。稻穗纹陶盆上印有稻穗的图案，弯弯的稻穗图案使人想象到，河姆渡时期的人们已经开始了水稻的栽培。1987年的发掘中从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稻壳，据发掘报告说总量达到150吨之多，在已经碳化的稻壳中可以看到稻米，分析的结果确认这是七千前的稻米。水稻的栽培，使社会上大量的余粮屯积成为可能，随之而来的是贫富差别的出现。文化的发展也进入了新的阶段。
在这个时期长江流域文明曙光初现，相继出现了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玉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等遗址。首先在龙山文化时期，长江流域率先发现了良渚文化。良渚文化的前身有三：一是河姆渡文化，二是马家浜，三是崧泽文化。
河姆渡文化是中国长江流域下游地区古老而多姿的新石器文化，1973年发现于浙江余姚河姆渡而得名。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约为公元前5000～前3300年。河姆渡文化分早、晚期。早期为约公元前5000～前4000年。晚期为约公元前4000～前3300年。河姆渡文化发展的时间介于裴李冈、磁山文化及半坡文化之间，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南岸的宁波绍兴平原，并越海东达舟山岛，分布以长江流域为主，环境与华北不同，所以观察河姆渡遗址立体造景，可发现自然景观与裴李岗、磁山及半坡文化有相当大的差异。它是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氏族村落遗址，反映了约7000年前长江流域氏族的情况。
河姆渡文化在1973和1977年两次对河姆渡遗址作发掘。遗址中发现大量骨器，制作比较先进，有耜、鱼镖、镞、哨、匕、锥、锯形器等器物，精心磨制而成，一些有柄骨匕、骨笄上雕刻花纹或双头连体鸟纹图案，就像是精美绝伦的实用工艺品。在众多的出土文物中，最重要的是发现了大量人工栽培的稻谷，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古老、最丰富的稻作文化遗址。它的发现，不但改变了中国栽培水稻从印度引进的传统传说，许多考古学者还依此认为河姆渡可能是中国乃至世界稻作文化的最早发源地。此外植物残存尚有葫芦、橡子、菱角、枣子等。动物方面有羊、鹿、猴子、虎、熊等野生的，以及猪、狗、水牛等家养的牲畜。
河姆渡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大量使用耒耜。河姆渡文化的建筑形式主要是栽桩架板高于地面的干栏式建筑。干栏式建筑是中国长江以南新石器时代以来的重要建筑形式之一，目前河姆渡发现是为最早。它与北方地区同时期的半地穴房屋有着明显差别，成为当时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征。因此，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同样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渊薮。它是代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趋势的另一条主线，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并不相同。
河姆渡文化时期人们的居住地已形成大小各异的村落。在村落遗址中有许多房屋建筑基址。但由于该地是属于河岸沼泽区，所以房屋的建筑形式和结构与中原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发现的史前房屋有着明显的不同。生活用器，以陶器为主，并有少量木器。河姆渡文化是长江下游以南的一种较早的新石器时代。
河姆渡遗址位于长江下游地区，河湖泥沙沉积土壤肥沃，为原始农业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遗址附近水源丰富，适合需要水的稻作生长，普遍都发现稻谷、稻壳、稻杆、稻叶的遗存，是中国水稻栽培起源的最佳例证，也是目前世界稻作史上最古老的人工栽培稻记录。当地降水多，气温高，应属常绿阔叶林和亚热带落叶阔叶林，森林有水鹿、野猪、牛等动物。河姆渡出土的大量野生动物遗骸，以鹿科动物最多，当时最具代表性的农具“骨耜”即采用鹿、水牛的肩胛骨加工制成。密布如织的沼泽，又为水生动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活环境，也为发展渔猎、饲养提供了必要的条件。遗址中所发现的柄叶连体木桨，证明已有舟楫之便，除用于交通外，可能也在渔猎活动中乘用。杆栏式的房屋也反映出为适应南方高温潮湿的生活环境。自然环境的不同，使河姆渡文化与华北黄河流域文化有所差别。
河姆渡遗址是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中陶器出土最多、复原率最高的遗址之一，两次考古发掘，出土陶片40万件之多，完整的和可复原的陶器占总出土器物的1/6左右，已获得完整器和复原器1221件。出土陶器中最具特色的是早期的夹碳黑陶，这是河姆渡先民有意识地在陶土中掺和了炭末，主要是为了减少陶土粘性，提高成品率。陶器的种类很多，主要有釜、罐、盆、盘、钵、豆、盉、甑、鼎等，按使用功能可以分为炊煮器、饮食器、储存器、汲水器。较为特殊的有灶和盉两种。陶灶形似簸箕，内壁有3个乳钉状足，为安放釜而设置。陶灶发明后，解决了木构建筑内煮炊防火问题，是后世南方居民一直使用的缸灶的前身。
马家浜文化是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1959年在浙江省嘉兴县马家浜遗址发现而得名。主要分布在太湖地区，南达浙江的钱塘江北岸，西北到江苏常州一带。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公元前5000年——前4000年左右，后发展为崧泽文化。马家浜文化及其后续的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的发现与确立，表明太湖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源远流长、自成系统，并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马家浜文化居民主要从事稻作农业，多处遗址中出土了稻谷、米粒和稻草实物，经鉴定，已普遍种植籼、粳两种稻。罗家角第三、四层出土的粳稻，年代在前5000年左右，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粳稻遗存。农用工具有穿孔斧、骨耜、木铲、陶杵等。还饲养狗、猪、水牛等家畜。渔猎经济也占重要地位，常发现骨镞、石镞、骨鱼镖、陶网坠等渔猎工具，以及陆生、水生动物的遗骸。在草鞋山遗址发现了前4000多年的5块残布片，经鉴定，原料可能是野生葛。花纹有山形斜纹和菱形斜纹，组织结构属绞纱罗纹，嵌入绕环斜纹，还有罗纹边组织。这是中国最早的纺织品实物。还发现多处房屋残迹，当时已有榫卯结构的木柱，在木柱间编扎芦苇后涂泥为墙；用芦苇、竹席和草束铺盖屋顶；居住面经过夯实，内拌有砂石和螺壳；有的房屋室外还挖有排水沟。多红色陶器，腰檐陶釜和长方形横条陶烧火架 (或称炉箅)是该文化独特的炊具。死者埋入公共墓地，各墓随葬品不甚丰富也不很悬殊。在常州圩墩和吴县草鞋山发现用陶器覆盖人头骨或把人头骨置于陶器中的特殊葬俗 ；还发现几座死者年龄相近的同性合葬墓，属母系氏族社会的葬俗。马家浜文化的后继者是崧泽文化。
1959年初春，嘉兴南湖乡天带桥马家浜地方在沤肥挖坑中发现大量兽骨和古代遗物。1959年3月，浙江省博物馆、杭州大学历史系等6个单位组成考古队进行了发掘。马家浜遗址位于嘉兴西南7．5公里，面积约15000平方米，发掘区在遗址的中部。表土层下文化层分上下两层：上层以灰黑色黏土为主，并有红烧土层和淤泥层，厚达12—80厘米，包含物有兽骨、石锛、礰石、骨镞和各种质地的陶片，还有建筑遗迹；下层为含有大量腐烂的兽骨碎片的黑色黏土，厚达15—75厘米，包含的兽骨比上一层更多，还有骨管、骨锥、骨针、骨镞以及石斧、礰石和陶片等。在上下层交接处的淤泥中发现了墓葬，出土30具人骨架，其中6具身旁有随葬品，生产工具置于腰部，装饰品置于头部，陶器位置不一。出土的器物有穿孔石斧1件、陶豆2件、罐4件、盆1件、纺轮1件、玉珠2件。还发现长方形房屋遗迹，南北7米，东西3米，门朝东，周边一圈柱洞，尚有残存的木柱，有的木柱洞底垫放木板。室内是经过加工的黄绿色土面，还有带树枝和芦苇痕迹的红烧土块堆积的墙壁残迹。
从出土的器物和遗迹看，生产工具中磨制石器有孔石斧、弧背石锛；生活用具中的夹砂红陶素面腰沿釜、牛鼻式双耳罐、带嘴平底盉，以及地面木构建筑住房、公共墓地和俯身直肢葬式等等，都是马家浜文化时期的主要特征，是一种与黄河流域原始文化不同的文化形态。 马家浜遗址的发掘，引起了国内外考古界的重视。此后，文物考古界对马家浜文化的归属，展开了学术讨论。1977年在南京召开的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学术讨论会上，夏鼐等考古学家认为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同是中华民族文化起源的摇篮，并确认嘉兴马家浜遗址为代表的马家浜文化是长江下游、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代表。
马家浜文化类型在嘉兴市境内的重要遗址有嘉兴的马家浜、吴家浜、干家埭、钟家港；桐乡的罗家角、谭家湾、张家埭、新桥、吴家墙门；海宁的郭家石桥、坟桥港； 海盐的彭城，平湖的大坟塘，嘉善的小横港、大往遗址等。在太湖流域的苏、锡、常、沪、杭、湖地区中，有湖州邱城、杭州吴家埠、苏州越城、吴县草鞋山、吴江梅埝、袁家埭、上海青浦崧泽下层和常州圩墩、武进潘家塘的下层。
至于马家浜文化的去向，在草鞋山遗址第7层发现6座墓葬，头向、葬式与叠压在其下的第8、9层马家浜文化墓葬相似，而陶器的陶质和大部分器形，又具有崧泽文化的特点，因此，有的意见把这层作为马家浜文化向崧泽文化过渡的例证。通过普遍发现崧泽文化、马家浜文化的上下层叠压关系，以及从整体上分析这两种文化遗存的内涵，可以确定从马家浜文化演变发展成为崧泽文化。
崧泽文化是上承马家浜文化，下接良渚文化的一种江南地区文化，主要分布于长江下游、江浙一带，太湖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约公元前4000——3100年之间，因首次发现于上海青浦崧泽而命名。
崧泽文化时期的制陶，在我国新石器诸文化中，可谓是进入了一个划时代成就的时期。首先开创了轮制陶器。其前期，已采用泥条盘迭再加慢轮整修的制陶方法。陶器的器壁比较匀称，可见到不很挺直的轮旋纹。从中期开始，已运用陶轮快速旋轮、捏泥坯成型的制造技术，使器型规整，器壁匀薄，往往在内壁和内底遗留坯的旋痕。其次是使用还原焰烧制陶器，由于陶器中的铁元素是在充分供给空气的环境下氧化烧成，而使陶器变红。因此以红陶为主是崧泽文化早期陶器的特色。而崧泽文化陶器，除炊器（夹砂陶）仍为红陶，其他器物多以灰陶为主，红陶偶见。灰陶的烧成，是陶器在窑中将要烧成时，将陶窑封闭，使窑内形成高温和缺氧，迫使陶土中的铁元素还原，因而出现灰陶。
伴随灰陶的烧制，还出现了一种灰胎黑衣陶，其制法是在窑中陶器即将烧成时，不但封窑，还塞入浸水的湿柴，使之在窑内闷烧冒烟，让黑烟渗入陶器的器表。这类黑陶，由于器表微小的孔隙为黑烟所渗填，因此具有不渗水的特点。以往只知道乌黑发亮的泥质黑衣灰胎陶为良渚文化陶器的一大特色，现根据考古资料得知，这类陶器在崧泽文化时期已经出现了。
崧泽陶器的圈足很有特点，往往剔刻成花瓣形，或分割成三块扁足；器盖的捉手顶端也作艺术处理，多有弧线或三角形类似小兽的凸起装饰；器耳则制成各式鸡冠形，有的甚至是鸟首形。总之，崧泽文化陶器不仅器型种类多，尤其讲究造型和装饰艺术。器型有釜、鼎、罐、豆、壶、瓶、觚、杯、盆、匜等。鼎的形制多样，有釜形、深钵形和盘形等等。器表装饰盛行堆纹、压划纹、彩绘和镂孔等技法。少数彩绘陶也比较突出，是在烧成的陶器上用红褐和淡黄色彩描绘。
特别是近年在浙江嘉兴崧泽文化遗址出土的一批特殊造型的陶塑，已引起考古界的关注。继1990年嘉兴大坟遗址出土人首陶瓶之后，近年来在嘉兴雀幕桥遗址、南河浜遗址出土了一批以往从未面世的陶器，如塔形壶、鹰头壶、鸟型三足盉、六足陶龟、兽面钟形壶及形制各异的器盖和器座等等。
良渚文化是环太湖流域分布的以黑陶和磨光玉器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分布地点在长江下游的太湖地区，其中心在浙江省良渚。因1936年首先发现于良渚而命名，约公元前3300年——2000年。
良渚文化时期，农业已率先进入犁耕稻作时代；手工业趋于专业化，琢玉工业尤为发达；大型玉礼器的出现揭开了中国礼制社会的序幕；贵族大墓与平民小墓的分野显示出社会分化的加剧；刻划在出土器物上的“原始文字”被认为是中国成熟文字的前奏。一些考古学家指出：中国文明的曙光是从良渚升起的。
良渚文化遗址最大特色是所出土的玉器。挖掘自墓葬中的玉器包含有璧、琮、钺、璜、冠形器、三叉形玉器、玉镯、玉管、玉珠、玉坠、柱形玉器、锥形玉器、玉带及环等。另外，陶器也相当细致。
良渚文化发展分为石器时期、玉器时期、陶器时期。玉器是良渚先民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精髓。良渚文化玉器，达到了中国史前文化之高峰，其数量之众多、品种之丰富、雕琢之精湛，在同时期中国乃至环太平洋拥有玉传统的部族中，独占鳌头。而其深涵的历史文化底蕴，更给世人带来了无限的遐想。
文字是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良渚文的一些陶器、玉器上已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单个或成组具有表意功能的刻划符号，学者们称之为“原始文字”。良渚文化时期，稻作生产已相当发达，从出土的大量三角形石犁等农具看，良渚人已摆脱一铲一锹的耜耕而率先迈入了连续耕作的犁耕阶段，从而为当时社会的繁荣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良渚文化以黑陶著称，胎质细腻、造型规整，器种变化多样，用途分明，尤其是鼎、豆、壶的组合，构成了富有良渚文化特色的器物群。
良渚文化大体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以钱山漾、张陵山等遗址为代表。陶器以灰陶为主，也有少量的黑皮陶， 器形有鱼鳍形足的鼎、袋足、 镂孔豆、贯耳壶、球腹罐、附耳杯、附耳、大口圜底缸等。晚期以良渚、雀幕桥等遗址为代表。陶器以泥质黑皮陶较为常见，并有薄胎黑陶，器形有断面呈丁字形足的鼎、竹节形把的豆、贯耳壶、贯耳罐、侈口圆腹罐、簋、大圈足盘、宽把带流杯等。
良渚文化的陶器，以夹细砂的灰黑陶和泥质灰胎黑皮陶为主。轮制较普遍。一般器壁较薄，器表以素面磨光的为多，少数有精细的刻划花纹和镂孔。圈足器、三足器较为盛行。代表性的器形有鱼鳍形或断面呈丁字形足的鼎、竹节形把的豆、贯耳壶、大圈足浅腹盘、宽把带流杯等。琮、璧一类玉器数量之多和工艺之精，为同时代其他文化所未见。石器磨制精致，新出现三角形犁形器、斜柄刀、“耘田器”、半月形刀、镰和阶形有段锛等器形。
良渚文化的分布主要在太湖流域，包括余杭良渚，还有嘉兴南、上海东、苏州、常州、南京一带；再往外，还有扩张区，西到安徽、江西，往北一直到江苏北部，接近山东，曾经良渚人为了占领这里，还打了一仗；再往外，还有影响区，一直到山西南部地带。当时“良渚”势力占据了半个中国，如果没有较高的经济文化水平，是不可能做到的。考古专家认为良渚古城其实就是“良渚古国”。良渚古城的发现，有人认为中国的朝代的断代应从此改写——由现在认为的最早朝代为夏、商、周，改成良渚。
现经发掘的重点遗址，还有江苏吴县草鞋山和张浦赵陵山、武进寺墩，浙江嘉兴雀幕桥、杭州水田畈，上海市上海县马桥、青浦区福泉山、浙江余杭莫角山等。良渚文化以早期的赵陵山和张陵山，中期的瑶山和反山，晚期的寺墩和福泉山最为典型。
玉溪坪文化是以丰都县玉溪坪遗址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命名的。年代约为距今5000～4600年之间。玉溪坪文化时期，重庆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处于发展的鼎盛状态，日趋强盛，对外的影响较大，从湖北西部的宜昌地区，到四川北部的山区，都可见到其留下的一些踪影。
在三峡的高山大河里，孕育了西南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文化，发现了大巴山以南、巫山以西最早的陶片。在这山清水秀里，一个个新石器文化持续不断地生长了6000余年，是迄今为止西南地区发现的最完整的新石器文化序列。三峡，一头担着成都平原，一头连着江汉平原，于是便有了两种文化的的彼此交流，于是便有了文化的多样性。
重庆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两个独立的发展体系。在瞿塘峡以东的巫山地区，其新石器时代文化一度与湖北西部地区一致，后者的文化发展序列是城背溪文化——柳林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白庙遗存。而巫山以东的重庆大部分地区，随着近年来三峡库区文物保护工作的开展，文化变化的先后更叠也渐趋明朗，即玉溪下层遗存——玉溪上层遗存——玉溪坪文化——哨棚嘴文化。玉溪下层遗存的经济生活主要是渔猎采集，此后峡江地区的农业有了一定的发展，渔猎采集经济的主体地位逐渐下降。家庭形态方面，大溪遗址早期发现多人合葬墓，晚期则只有双人合葬墓，推测早期属于母系大家庭，而晚期可能已经变为父系家庭了。
长江进入丰都县高家镇一带，江水折向北流淌。在河流的拐弯处，有玉溪河缓缓向西注入。在玉溪河口的两岸，分别是玉溪和玉溪坪遗址。大约在距今7000多年以前，有一群原始人就生活在这里。
从1999年开始，重庆市文物考古所经过4年的发掘，终于全面揭露了这个从新石器时代中期延续到唐代的遗址。人们在发掘该遗址的新石器时代地层（因人类活动或自然沉积形成的土层，一般来说，越往下的土层其时代越早）时，发现上部的地层主要是沾土，下部的地层主要是砂土，分别代表不同的时代，于是考古工作者分别称其为“玉溪上层”和“玉溪下层”。
玉溪下层的地层中包含了数量惊人的人类抛弃的动物骨渣，以及数以万计的石制品，骨渣和石制品的堆积厚达5米，蔚为壮观。出土的动物骨骼经初步鉴定有水鹿、羊、水牛、狼、丽蚌、鱼等几十个品种，多为人们狩猎食用后丢弃的，这说明当时的居民过着渔猎、捕捞的生活。出土的石器看起来十分简单粗糙，都是就地取材，用江边的鹅卵石打制的，大件器物直接用完整的鹅卵石制作，小件器物则是用鹅卵石经手工剥离的石片加工而成，大部分石器都是打制石器，仅有少量的石斧磨制刃部，那时还没有见到通体磨光的石器。考古工作者认为，玉溪遗址应是一个石器制造场，这些石制品就是当时人类制作石器留下的。而且这些石器很可能远销外地。陶器稀少，主要有釜、碗、钵、盆几大类，其烧制温度较低，质地疏松，器形简单，显得非常古老，它们都是一种比较原始的叫做“泥片贴塑”的技术制造的，具体说就是将粘土擀成一块块薄片，层层敷贴拼合成各种陶器。
最初，人们在制作陶器时添加纹饰的目的，是使陶胎更加致密，使相互叠压的泥片结合更紧，以利于陶器的成型和稳固。后来，纹饰逐渐有了装饰的功能，人们从中获得了审美的情趣，有的纹饰也被赋予了原始宗教等精神生活的内容。施纹的方式除了拍印、压印、刻划、镂空等以外，还进一步发展了绘画的技法，这便是极具艺术价值的彩陶。
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巴渝地区日趋繁荣，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无论是长江干流两岸，还是嘉陵江、乌江等各大小支流地区，都有人类生存繁衍。在这一时期，巴渝地区有两种一脉相承的文化，那就是玉溪坪文化和哨棚嘴文化。其中，后者是前者的继承和发展。
重庆地区进入新石器时代末期后，哨棚嘴文化继玉溪坪文化之后兴起。哨棚嘴文化的遗存在重庆峡江地区数量非常多，但分布范围较玉溪坪文化时有所收缩，主要是受到东边的石家河和西边的宝墩两个高度发达的文化的挤压所致。哨棚嘴文化约从距今4600年延续到夏代初期。
以瞿塘峡为界的峡江东部地区以及江汉平原，在距今五六千年前分布的是大溪文化。大溪文化的命名地在重庆市巫山县大溪乡大溪遗址，它被评为“20世纪中国100大考古发现”之一，是大溪文化深入峡江地区的桥头堡。大溪文化主要分布在峡江东部地区以及江汉平原，与瞿塘峡以西的重庆土著新石器文化差异明显，时代约为距今6000多年至5000年前。在重庆的巫山县，考古学家们还发现了欧家老屋大溪文化遗址。
大溪文化墓葬多屈肢葬，是该文化的特殊葬俗。重庆东部的大溪文化又具有一定的自身特征，其经济形态也与江汉平原完全不同。大溪遗址是大溪文化分布的最西界，对于研究瞿塘峡东西两大文化系统的文化交流和文化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通常认为狩猎采集是与旧石器时代的游团组织相关的，而农业则与氏族部落社会相联系。三峡地区山河纵横交错，气候温暖湿润，其独特的地理环境蕴藏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因此捕鱼、狩猎和采集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农业的起步和发展相对滞后。多种经济形态并存是三峡地区的特色，也是山地经济的重要特征。
考古发现表明，玉溪下层遗存出土的动物遗骨种类繁多，都是人们食用后抛弃的，说明距今7000多年前的经济生活主要是渔猎。在大溪遗址的各个文化层中也有数量巨大的鱼骨渣，但其它动物骨骼的数量则大大减少，显示其经济形态虽然没有发生变化，但可供渔猎的对象已大不如前；同时，大溪遗址内发现了埋牛、狗的坑，表明家畜的 驯养也已普及。到了玉溪坪、哨棚嘴文化时代，各遗址虽然也有动物骨出土，但数量已经减少，渔猎经济（主要的工具有石球、石镞、石矛等）可能已经处于辅助地位，而农业则得到快速发展。通体磨光的石斧、石铲和打制双肩石锄大量发现，是锄耕农业经济的具体体现。砂石质地的研磨食物用的磨盘与磨棒、出土于云阳县大地坪遗址残留有水稻印痕的两块陶片，都显示当时的稻作农业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
屈家岭文化是1954年在湖北发现的长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首先发现于湖北省京山县屈家岭遗址而得名。主要分布在湖北地区，以江汉平原为中心，东起大别山南麓，西至三峡，北到豫西南，南抵洞庭湖北岸。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的年代，屈家岭文化后期约为公元前3000～前2600年。
1955～1957年两次发掘屈家岭遗址，揭示了一种崭新的遗存。1959～1960年间，开始普遍把这种遗存称为屈家岭文化。1959～1961年发掘的湖北郧县青龙泉遗址，中层为屈家岭文化，下层和上层分别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相当，由此明确了屈家岭文化的相对年代。现经发掘的重点遗址还有：湖北钟祥六合、京山朱家嘴、天门石家河、武昌放鹰台、枝江关庙山、松滋桂花树(中层)、公安王家岗，湖南澧县三元宫、安乡划城岗、华容车轱山，河南淅川下王岗和黄楝树等（见关庙山遗址、三元宫遗址）。
屈家岭文化的陶器主要是泥质黑陶和泥质灰陶。圈足器发达。凹底器较多，这是同时期的其他文化所缺乏的。常饰凸弦纹和缕孔，还有少量朱绘陶和彩陶（见彩图），尤其是薄胎晕染彩陶最具特色。主要器类有鼎、甑、豆、罐、壶、盂、盆、碗、三足碟、杯、缸等。石器习见的有斧、锛、凿、镞。石斧平面多呈长梯形或长方形，侧边较齐平。石凿以方柱体的为代表。石镞主要为两面起脊或扁平的带铤柳叶形。还有少量穿孔石斧、穿孔石铲、石镰等。有的地点发现有较多的打制石锄。彩陶纺轮是重要的文化特征之一，一般先在两面涂抹橙黄陶衣，再在单面绘以红褐色或红色花纹，彩纹图案主要有同心圆纹、漩涡纹、对顶三角纹、平行的短直线或短弧线纹、卵点纹等。有为数较多的篦点纹空心陶响球和极少的彩陶球。屈家岭文化中出现的连间式住房，既有自身的建筑特点，又与同时期其他地区的同类建筑形式相近似，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
屈家岭文化的住房多属方形、长方形的地面建筑。一般筑墙先挖基槽，立柱填土，再以粘土或草拌泥掺加烧土碎块培筑墙壁。居住面下部铺垫红烧土块或黄砂土，以利防潮，表面敷“白灰面”或涂抹细泥并经烧烤。在室内中部或偏一角处筑火塘，有的火塘附近还遗留保存火种的陶罐。室内的柱洞大体排列有序，有的洞底以碎陶片垫实，起着柱础的作用。单间房屋的面积一般10平方米左右。出现了以隔墙分间的较大住房，有的是出入一个大门的里外套间式房子；有的是长方形双间、多间的连间式房子，各间分别开门通向户外，其隔墙上无门或还设门相通，甚至有多达二、三十间成排相连的。青龙泉的一座双间式大房子，南北总长14米，东西宽5.6米，室内面积合计70多平方米。这种隔墙连间式住房，形式新颖，建筑结构有了明显进步。
在六合、屈家岭、关庙山等地，均发掘了屈家岭文化的墓葬。成年死者多实行单人仰身直肢葬，也有屈肢葬，无葬具。曾盛行于大溪文化中的下肢甚为踡曲的屈肢葬，在屈家岭遗址也发现一例。大部分墓有数量不等的随葬品，前期多小型明器，后期有个别墓随葬猪头骨。划城岗墓地的90多座墓葬分南北两区，土坑竖穴墓与少量的瓮棺葬交错分布。土坑墓的墓向比较一致，大部分为东西向。随葬品一般为4～8件，但少数墓十分丰富。位于南区墓地西端首排的3座并列土坑墓，随葬器物分别有77、50、65件，均有多件朱绘陶器，两座墓内各随葬一件“风”字形穿孔石钺，其中一件还朱绘卷云纹。这三座墓死者生前可能在氏族中居于重要地位。
屈家岭文化的北部外围分布区，已到南阳地区伏牛山南麓一带，这里原是仰韶文化的分布范围，后来屈家岭文化扩展及此，并与黄河流域腹地的末期仰韶文化和早期龙山文化先后发生接触和交流。例如，在具有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性质的河南禹县谷水河和郑州大河村文化遗存中，分别出有双腹豆、高领圈足壶、高圈足杯、盆形瓦足鼎等，都与屈家岭文化的器形相同或近似，显然是屈家岭文化影响的结果。在陕县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中和青龙泉中层、屈家岭，又都存在喇叭口红衣小陶杯、圜底罐形鼎等相似的器物，反映了相互间的联系。
屈家岭文化的发展去向现已明确，是郧县青龙泉上层、房县七里河、天门石家河、当阳季家湖下层、松滋桂花树上层一类文化遗存，目前暂统称为“青龙泉三期文化”。青龙泉遗址上层出土的小口高领罐、圈足盆形甑、直口缸、喇叭口杯等器形，都直接继承晚期的屈家岭文化而来;仍然沿用的少量彩陶，特别如彩陶纺轮、外表涂饰红衣后施以错乱黑彩的陶器等，也都与其前身屈家岭文化有密切联系。目前暂归入“青龙泉三期文化”范畴的遗存，分布地域较广，延续时间较长，其年代大体与中原的龙山文化相当，部分器物上也有若干相似之处，尤其是在南北相毗连的鄂西北、豫西南两地区，关系更为密切。因此，有人把江汉地区继屈家岭文化之后的这类遗存，称作“湖北龙山文化”。也有人把湖南地区与之相当的遗存都包括在内，泛称为“长江中游龙山文化”。目前，考古学家拟通过发掘有代表性的遗址和深入分析研究，将此类遗存作为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另行正式命名。
石家河文化是铜石并用的时代文化，约公元前2600─2000年。因发现于长江中游的湖北省天门市石河镇而得名。此地有一个规模很大的遗址群，多达五十余处。该文化已经发现有铜块、玉器和祭祀遗迹、类似于文字的刻划符号和城址，表明它已经进入文明时代。
石家河文化主要分布在湖北及豫西南和湘北一带。为承袭屈家岭文化演变而来，年代距今约4600～4000年 。该文化出现如石家河遗址群那样的中心聚落，由邓家湾、土城、肖家屋脊等数十处遗址组成。当时的经济生活以稻作农业为主。在邓家湾遗址发现了铜块和炼铜原料孔雀石，标志着冶铜业的出现。琢玉工艺崛起，特色鲜明，玉器有人面雕像、兽面雕像、玉蝉、玉鸟、玦、璜形器等，都属于小型玉器。邓家湾遗址的个别地段，集中出土了大批小型陶塑，有的一座坑中竟达数千件之多。所塑有鸟、鸡、猪 、狗 、羊 、虎 、象、猴、龟、鳖以及抱鱼跪坐的人物等。这些陶塑可能供原始巫术、祭祀活动之用，邓家湾似为专门产地，通过交换输往各地。
新石器时代长江中游的稻作农业生产始终在稳定地发展着，继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之后，石家河文化的各部落继续在长江两岸从事水稻的栽培和各种手工业生产，并不断吸取黄河流域和长江下游氏族部落的先进经验，使社会生产力得到较快的提高。在石家河遗址，发现大片红烧土内夹有丰富的稻壳和茎叶，表明当地的农业生产以种植水稻为主，并且产量较高。许多遗址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也反映了这种情况。长方形无孔石铲、打制双肩石锄、蚌镰、长方形带孔石刀都是实用的农具。
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家畜饲养业也在稳定地发展。青龙泉遗址发现了猪、狗、羊和鹿的骨骸，各地普遍发现的动物骨骼以猪骨最多，尤其在墓葬中大量出土，表明以家畜为私有财产的现象比较突出。
石家河文化的刻划符号最早发现于1987年，此后随着田野发掘和室内整理的进行，陆续有新的符号发现，石家河文化遗址在肖家屋脊、邓家湾两个遗址上共发现符号约60余枚个体，其中肖家屋脊经过8次发掘，共出土符号约43个；邓家湾经过4次发掘，出土比较完整的符号约12个。石家河文化的陶器刻划符号以象形符号为主，大多以简练的笔划勾勒出某一事物的外部形态，.一件陶器上只有一个符号，而且绝大多数为单体符号，少数几个为合体符号。基本笔划为弧线和直线，间或用少数未戳穿的圆形小戳孔。少到二划，多到十余划，主要是用某种材料制成的锐器在大口尊、缸的坯体上刻划而成。石家河文化遗址群内已发掘的其它6处遗址未见有符号，这些符号的年代均为石家河文化早期。
石家河文化，以出土小型精致的玉件而倍受关注。玉人头、玉鹰、玉虎头和玉蝉属于石家河文化玉器中的精华部分。这些玉器体积小、重量轻，纹饰简洁，做工却很精细。它们大多出土于成人瓮棺之中，显示石家河先民具有特殊的原始宗教信仰。
石家河文化中的玉人头基本都具有“头戴冠帽、菱形眼、宽鼻、戴耳环和表情庄重”的特征，但在造型上富于变化。这些玉制的人头形像可能代表着石家河先民尊奉的神或巫师的形象。石家河文化的动物形玉器多为写实造型：展翅飞翔的玉鹰生动逼真、惟妙惟肖；玉虎头方头卷耳，生气勃勃；玉蝉写实的形象，开创了商周时期玉蝉造型的先河。石家河文化的玉器代表了江汉平原史前玉雕的最高水平。
长江中游地区的经济发展，到新石器时代之末至青铜时代早期，进入了石家河文化阶段。石家河文化是在屈家岭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的晚期阶段至夏代统治的前期，曾一度称为“青龙泉三期文化”，因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更具这种文化的代表性，故考古界统称之为石家河文化。主要遗址有湖北郧县青龙泉和大寺，房县七里河，天门石家河，当阳季家湖，松滋桂花树，均县乱石滩和花果园，孝感碧公台与涨水庙，枝江关庙山，江陵蔡家台和张泉山，圻春易家山等。这种文化分布地域较广，遍布湖北全境，延续时间也较长。
石家河文化晚期大小墓差别悬殊。肖家屋脊一座大型土坑墓长3米多 ，随葬品百余件。另一座成人瓮棺中有小型玉器56件，居该文化已发现的玉器墓之首。钟祥六合大多数瓮棺内随葬玉石器及玉石料。这些表明人们以玉器为财富。一般认为，该文化已处于原始社会瓦解阶段。碳14测定年代集中在公元前2400年前后，晚期已进入中原夏王朝统治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