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不同，河姆渡文化是中国长江流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1973年第一次发现于浙江余姚河姆渡，因而得名。它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南岸的宁绍平原及舟山岛，经科学的方法进行测定，它的年代为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300年。它是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氏族村落遗址，反映了约7000年前长江流域氏族的情况。

       公元前5000年的河姆渡一带的气候比现在更加温暖湿润，相当于热带或亚热带气候类型。平坦的原野和起伏的山丘上，生长着许多热带和亚热带植物，山间林中，栖息着成群的热带动物。在那绿草盖地的原野上点缀着大大小小的湖泊，犹如一面面明亮的镜子。湖泊沼泽周围芦苇丛生。湖泊中菱角、芡实和莲藕等竞相生成，浮水而出。飞禽走兽栖息其间，穿梭而过，真是一派生机勃勃的繁茂景象。现在的人不难想像，这是一个何等理想的史前人类居住生息的环境！当然，河姆渡人坚忍不拔的斗争精神和聪明才智，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河姆渡文化，为人类文明史书写了一部原始文化的珍贵“史书”。可是这部地下“史书”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重见天日。

       与许多重大的考古发现一样，河姆渡遗址也是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被发现的。

       人民公社化以后，河姆渡村属于罗江公社管辖。罗江公社地势低洼，洪涝灾害频频发生，在“以粮为纲”的年代里，各级领导对于直接关系到农业收成的水利设施是比较重视的。1973年的春夏之交，罗江公社为使境内地势低洼的稻田旱涝保收，获得稳定高产，决定对河姆渡村北隅紧靠姚江的小河边上一座旧排涝站进行改造。为安装大型水泵，地基须深挖三米以上。

       6月，工程正式破土动工。当挖到三米多深时，正好碰到了遗址的文化层。民工们不知什么是文化层，照挖不误，把许多黑陶片、骨器、动物骨骼以及少数石器等连同泥土一起翻了上来。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担任公社副主任的罗春华到施工现场来检查工作。挖土的民工向他反映泥土中混有很多石头、瓦片，还有骨头，把脚都划破了，很难挖，工程无法顺利进行。罗春华一看，基础两侧和地底露出成堆的破罐、碎盘，仔细看还有坚硬的石头，动物的骨、角残骸裸露在泥土中，有的民工还把拣出来的鹿角、骨针和木矛等东西给他看。他看到土堆中这这些“破瓶烂罐”和经过加工的“骨头”，脑子里觉得似曾相识，立刻联想到国家布的有关法令，对民工们说：“可能这是历史文物，国家要家要保护的。”说罢，他一面和工地的负责人商量，请他们暂时停止往下挖，一面电告县文化馆，请求派人前来处理。

       说来也巧，当时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王士伦正在余姚附近的某个地方工作，他获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赶赴现场，采集标本，来不及多作逗留便匆匆返回杭州了。当他把标本展现在大家面前时，出于职业上的特殊感情，有的人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专家们兴致勃勃地摩挲再三，爱不释手，特别是对那几块粗糙的黑陶片（正式发掘时定名为“夹炭黑陶”）更感兴趣。那个时候，浙江的考古工作者对杭嘉湖平原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陶器的质地、器型、纹饰和器物群的认识，虽不敢说是眼见能辨，但也基本掌握了各种特征。所以，一旦见到上述两种文化迥然有别的陶片时，新鲜感和诱惑力便会油然而生。

       时隔多年，除了当事人之外，现在已经很难在浙江博物馆收藏的这些黑陶器、骨匕中辨认出哪几件是最早送到杭州来的标本了。但是，现在的人们仍然可以想像这些从土中掘出的“新鲜”宝贝当时带给考古人员的震撼。

       为探明钱塘江南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征，摸清河姆渡遗址的文化内涵、性质和年代，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省博物馆派员组成了考古队，正式对河姆渡遗址进行第一期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地点即选在河姆渡村东侧，原东方红大队的晒谷场。1973年1 1月4日开工，先后发掘34个探方，揭露面积810平方米，占遗址总面积的五十分之一。1977年又进行了第二次发掘，遗址总面积达4万平方米，叠压着四个文化层。

       在建筑方面，河姆渡遗址中发现了大量干栏式建筑的遗迹，干栏式建筑是中国长江以南新石器时代以来的重要建筑形式之一，目前河姆渡发现是为最早。它与北方地区同时期的半地穴房屋有着明显差别，成为当时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征。（图片1.2.6）在遗址中普遍发现有稻谷、谷壳、稻杆、稻叶等遗存。遗址中还出土有许多动植物遗存，如：橡子、菱角、桃子、酸枣、葫芦、薏仁米和菌米与藻类植物遗存。动物方面有羊、鹿、猴子、虎、熊等野生的，以及猪、狗、水牛等家养的牲畜。河姆渡文化的骨器制作比较进步，有耜、鱼镖、镞、哨、匕、锥、锯形器等器物，精心磨制而成。在众多的出土文物中，最重要的是发现了大量人工栽培的稻谷，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古老、最丰富的稻作文化遗址。它的发现，不但改变了中国栽培水稻从印度引进的传统传说，许多考古学者还依此认为河姆渡可能是中国乃至世界稻作文化的最早发源地。

       此外，河姆渡遗址中还发现有刀、匕、小棒、陶纺轮、骨针、管状针、“织网管”等，说明当时纺织业已经相当发达。遗址中还发现了划船用的木桨，说明当时已经有船只存在。在遗址中还发现一只木质漆碗，这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一只漆碗，距今已约有7000年悠久的历史了。此外，还发现了玉和石质的瑛、块、管和珠等装饰品。

       在绘画艺术方面，河姆渡遗址中发现有两件双凤朝阳的雕刻图案，一件是雕刻在骨匕上的，一件是雕刻在象牙器上的，这是我国目前见到最早的凤鸟朝阳的图象。“这种凤鸟从河姆渡文化开始，尔后几千年来，一直是南方长江流域人们的一种图腾或宗教信仰物，如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中发现的玉雕透空的凤，楚国发现有三头凤等。而北方中原地区，至迟从仰韶文化开始，是以龙的图象作为图腾或宗教信仰物的，如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现仰韶文化的蚌壳摆塑龙，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现龙山文化的陶盘内的珠绘盘龙，以及到偃师二里头夏代文化中发现在陶器壁上的刻划纹龙，安阳殷墟发现的玉雕龙和制作成龙形的乐器石磬等。因此，中华民族应该是由北方的龙和南方的凤两种图腾或宗教信仰物构成的，中华民族的子孙，可以称为龙凤的传人。” 

       河姆渡遗址的发掘，是史前文化研究的一次重大突破，它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使人耳目一新，使人们认识到长江流域在同时期完全拥有与北方黄河流域文化面貌完全不相同的土著原始文化。河姆渡文化“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都是与北方黄河流域的原始文化迥然有别的，这说明中华民族原始文化的发展是多元的不是单元的，存在有几个中心而不是只有一个中心。当然，这并不否认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的影响、交往和联系。毫无疑问，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摇篮，长江流域同样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摇篮之一。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对中华民族璀璨的文明，作出了它们各自的贡献。” 

       与旧石器时代相比，长江流域的新时期文化遗存显著增加，不论在相对平坦的盆地、丘陵及冲击平原地带，还是在地势相对险峻的高山峡谷地区，都留下了长江流域的先民们生产生活的足迹。通过对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及河姆渡文化的考察，不难发现，在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的原住民的人口数量、人口规模及活动范围都在迅速扩大，而且出现了原始的艺术和宗教。这些早期的长江原住民种植水稻、制作陶器、养殖牲畜，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维度上产生了各自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活动空间及社会组织形式，他们成为各自地域的主人，并努力打下自己鲜明的烙印，共同迎接人类文明的到来。